武汉出租车司机杨师傅不敢在上下班高峰期出车，因为武汉已然变作一个大工地，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每平方公里投资近亿元。“前两年是武昌不敢走，如今轮到汉口”，杨师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汉口城区主干道建设大道被城建工程拦腰斩断，八车道的主干道被围板拦得只剩三车道，有的城建项目不分昼夜地施工，“路堵心更堵”。（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武汉曾以2037.05亿元的债务余额，被指为“中国负债最高的城市”，当地主要投融资平台近期亦被下调信用等级。根据财政部湖北专员的一份《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报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达2037.05亿元，负债率相当于国际通行标准的1.36倍，政府2年内每天需偿债1亿元。

　　武汉市政府每天需偿债1亿元，而最新公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榜单”却显示，武汉市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978.52亿元，远远落后于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位居全国第8位。不难想见，这每天还债一个亿，势必要挤压公共财政中民生支出的空间，短线而言，对武汉市民未必就是利好。

　　再说，大规模城建，最后还是由老百姓来埋单。据分析，地方政府还债主要有几个来源，包括土地收入、国企收益、税收以及罚款等非税收入。卖地也好，税收、罚款也罢，其实都得靠老百姓来掏腰包，颇有些“我请客，你埋单”的意味。

　　尤其是在这种“豪可敌英国”的大规模城建背后，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推杯换盏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我们自然无从得知。只是地方政府这么迫不及待地“满城挖”，在为数众多的城建合同、形形色色的房地产投资项目背后，监督工作是否缺位，权力的运作是否被“关在笼子里”，还是难免让人打个问号。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豪可敌英国”的城市建设“大跃进”时，我们看到的又何尝不是一场轻喜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