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约2万亿元。该媒体表示，武汉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当。据统计，中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个个堪称“豪可敌国”。

　　（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姑且不论武汉城建拟5年花2万亿这一数字是否属实，其他多个城市每年上千亿元的城建投资，恐怕也是城市族群中的土豪们才配挥洒的范儿吧？且慢为这般豪气点赞，新闻还告诉我们，“豪可敌国”的它们负债累累。武汉等城市，庞大的城建投资中，政府财政支出只占很小部分，其他资金来源于多种融资渠道。武汉因高达2037.05亿元的债务余额，前年得了个“中国负债最高城市”的名号。它们，其实是债台高筑的假土豪。

　　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已使很多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为何不惜大规模举债，也要加速城市建设，整出一个工地遍地开花的局面？对于武汉的满城开挖，有一种“补课”说，即补一补城建的历史欠账。不过，从其城市定位在3年内由“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上升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又提升为“祖国立交桥”“世界城市”来看，其不断加码的城建规模显然已超越“补课”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定位常变常新，换一任领导就要拔高一层的现象，在国内大小城市中并不鲜见。

　　对于多地的举债城建，有专家认为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恨不得在任上就把所有工程都搞完，有些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拼命建设，不管离开之后还能否可持续发展。网友质疑此举为“花后人的钱，赚自己的业绩和利益”。

　　当然，撇去“政绩冲动”“投资饥渴”等可能存在的因素，城市建设的目的，总还是提升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然而，现实情况是，过于大手笔、加速度的城市建设，往往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极大地影响居民的生活。出租车司机不敢在上下班高峰期出车，曾在当地求学多年的外地学子找不到回校的路，居民感叹空气污染加剧、环境质量下滑。这样的无奈与叹惋，是国内多地出现的“城市病”“市民痛”。其实，兼顾当下生活和长远发展，哪怕慢一点，城市的主人也不会有意见。今年初，南京市宣布严控新建项目，2014年城建削减103亿元。城建不仅要结果好，还要干扰少的理念，是城市居民赞同的理念。

　　对城市运转、居民生活的干扰还只是表面，超越自身财力举债城建，存在很多深远而真切的隐忧。今年被视为国内一线城市的“还债年”。不包括利息，北京、上海、广州今年要偿还1940多亿元、2200多亿元和近500亿元。今年，武汉政府每天需偿债1亿元。巨额债务如何偿还？基本靠卖地！不少地方政府还在储备土地，希望未来土地收益还会是还债的主要来源。有专家分析，因为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所以地方政府往往比较反对对房地产进行严格调控。在微博上，许多网友针对“武汉城建豪可敌国”揶揄道：这下知道房价为什么下不来了吧！

　　长远看一座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产业的强力支撑，外壳再光鲜也无济于事。美国底特律因负债180亿美元破产，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多数专家认为，虽然我国地方债务和底特律有本质区别，我国城市也没有破产一说，但我们不应高枕无忧而应警钟长鸣，因为我国一些城市不惜背负大规模的债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城市建筑遍地都是，却是“空城”“鬼城”。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这一提法出台的背景就是，近两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性投融资持续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累积。考虑到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应该严格控制融资规模，在城市建设上，要建立健全项目决策机制，且要量力而行、突出重点。

　　城市的管理者不妨自问：城市究竟为谁而建？为谁而变？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徐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