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在上周召开的“两会”上，惠州市副市长刘冠贤透露，惠州将修复明清古城墙。惠州古城墙现有长度为300米，接下来会修复400米左右，完成后达到700米。自朝京门至文笔塔一带的古城墙都在本次维修范围内，将清理古城墙周边违规建筑，规划带状社区公园，扩大旧城区的公共空间。目前，规划初稿已经完成，经城市规划委员会讨论后，预计3月份进行公示。

　　说说：这不是惠州官方第一次对古城墙表示感冒。不过，修复古城墙的消息甫一披露，依然在本地引起无数言语的争论。在官方看来是保护城内残存古城墙的利好消息，却遭到很多网友的极力吐槽与反向解读，有自认洞穿官方伎俩的，说“新一轮打着修复古文明的破坏活动开始了，我要赶紧拍照留念，对那些假古董没任何兴趣”，有无奈提醒前车之鉴的，说“希望不要搞成水东街的样子，抽空赶紧去看看，晚了就面目全非了”，有想为这些年城市历史遗迹破坏潮求解的，说“没有历史的城市，是因为所有的城市执政者都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不是城市的主人”。

　　看得我心惊肉跳，但又不敢全盘否定网友之所言，指称他们不过是杞人忧天，只好返身历史的角落，找寻古城墙保护与拆建之间的逻辑，权为今日的纷争作些注脚。

　　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墙，是传统中国都市形态最为显著的特性。在历年的战事冲击、改朝换代、岁月洗礼及城市扩容中，城墙的毁圮、修缮与重建都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似乎也没有哪朝哪代的知府县令因为修建城墙被指为破坏“古迹”。从清末民初起，革命派和地方士绅对城墙有不同的看法，革命派主张拆城门、毁城墙。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都经历过这一激进的拆毁城墙阶段。那是多种时代因素交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体制的更易，城墙被当作皇权的象征而遭到清算，另一方面是西方建城理念的输入，拆城墙筑环城马路被普遍认为是打造现代都市的基础。呼吁保护城墙的少数派，则被奚落为“保守的历史家和艺术家”。

　　惠州县城、府城古城墙的衰落史与这一全国性的风潮同步。1925年东征结束后，省城惠州同乡会联名呼吁政府尽快拆除府城城墙，以免再次被人割据。几年后，府城城墙基本上拆完了。史料记载，1935年时县城城墙南门就被拆去，以便惠平公路通车。1939年刘秉纲任惠阳县县长时，成立“拆城委员会”，将县城城墙大部分拆除。和归善县城的城墙一样，府城城墙大规模拆迁始于1928年惠州成立惠城改良街道委员会和1933年成立拆城委员会之后。城墙被拆后建成今天的环城东路、中山南路南段、长寿路、南门路和环城西路等路段。

　　至少要到“文革”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才被重新认识。1990年，明城墙被定为惠州市市级文保单位，但仅存朝京门至合江门一段，全长500米，墙身中夯实土，外以红砂岩和表砖砌筑，据考证，此段残垣，除少量青石条为清代加筑外，大部分砖石为明代遗物，对研究惠州城市的历史演变、建筑形制和城防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上所述算是明城墙的前世，而它的今生同样坎坷。2004年，惠州提出重建明代城墙，即现在的北门公园及朝京门工程。这也是近十年来惠州官方第一次对明城墙的修复表示出兴趣。不过，次年，在康帝酒店施工的同时，一段近200米的明城墙被施工队拆毁，成为惠州人心中永久的痛。当时，坊间说是康帝酒店故意挖的，文管部门说是水利部门擅自挖的，水利部门说是经市政府同意后才动手的。这一起无头公案的结果是，康帝酒店卸去古城墙的景观阻挡，成为一览江景湖景的大酒店，而惠州人对官方关爱古城墙的用心从此多了一份谨慎和敏感。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惠州官方十年后重提修复明城墙仍然引发网友争议的原因。按理说，今年是惠州冲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关键之年，政府绝不敢再做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但怕就怕政府的文保逻辑存在问题：当它说要修旧如旧、还原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做的是大拆大建、以假乱真。这对文物的破坏才是最致命的。

　　对惠州明城墙的修复和保护，有两条路径：一是严格维持现状，不使其遭受新的破坏，同时必须谨慎对待重新修复的动议，绝不能搞成假古董。二是纯粹的保留现状已经难以抵御自然因素的侵蚀、人为力量的破坏，应该启动修复，作为保护古城风貌的重要举措，修复才是最好的保护。我本人认同后者，但对政府的修复诚意、理念和水准同样不抱信心。因此，希望3月份公示的明城墙修复规划能够充分尊重和吸纳民意，尤其是保守的文化保育主义者的意见，切忌一意孤行，像水东街一样破坏了再来收拾残局。

　　须知每一座城市的遗迹和风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拆毁了就永远失去了这段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忆，不像拍电影可以一次次N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