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近10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我国正以每天消失80个到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实现城镇化。城镇化浪潮正在迅速改变着农村。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孙贵宝指出，近些年很多地方开展让农民进城“上楼”的行动，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用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造成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消灭村庄”愈演愈烈。在有些地区，农民被迫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宅基地，住进了楼房，往日“听取蛙声一片”的乡村，转瞬间变成“眼前楼群一片”。村庄正在消亡，“老家”渐成记忆。

　　减少城镇化负面影响

　　孙贵宝指出，城镇化在部分地区已经演变成“赚取土地差价的运动”。一些地方打着让农民过上现代化生活的旗号，实则把农民承包地及宅基地当成“唐僧肉”搞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以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这种做法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造成农民经济上的极大损失；引发的矛盾冲突，不仅使农民很受伤，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有一些地方为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地根”的限制，完成GDP发展目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让农民上楼，消灭村庄，把腾出来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一些地方搞所谓的双置换，用农民的承包地换城市社保，用‘宅基地 农村住房’换小区安居房。农民上楼后，普遍的问题是牲畜没地方养，机器没处放，种田还要去坐车。许多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不足以购买商品房，还要东拼西凑、四处举债。”孙贵宝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提案明确指出，不少上楼后的农民，就业无着落，生存成问题，生活无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为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的人均成本大约10万元。据此，孙贵宝认为，城镇化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要花费巨额财力；完善城市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财力显然不能承担这笔巨额开支，尤其是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大量举债建设使得政府部门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引导资源回流

　　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孙贵宝认为，中国村庄传统和文化面临着断裂，“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民族风俗特点，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自然风景与文化传统。”

　　此前，中央已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孙贵宝在提案中指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决定农民能够进城的关键条件是农民的能力和意愿、政府的财政能力和产业支撑度，三者相辅相成。”他认为，农民愿意变市民，最大原因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待遇。政府希望提高城镇化率，是因为城市本身是一种高效利用土地、资金与人力的制度安排。但很多地方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上是资金资源向城市集聚的一体化，没有成为使农民受益的一体化。

　　他的担心正在一些地方上演，农民上了楼，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他们难以享受城里人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方面的待遇。表面上看，城市规模扩大了，地方财政增加了，楼高了，路宽了，但是背后掩盖的矛盾和冲突也增加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部分村庄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村庄要彻底消失。城镇化不仅是建造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让公民个人各得其所，这就需要突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内涵。”孙贵宝提出，只有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建设，引导更多经济资源向农村和城镇回流，更多的内需型产业由城市向乡村城镇集中，让更多农民工就近择业、安居乐业，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