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287个地级市处于健康发展状态的不到十分之一，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的近九成城市处于亚健康发展状态。”这是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以下简称《报告》)中对我国城市发展状况的描述。目前，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凸显等问题日益严重。我国正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无疑是缓解“大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目前，我国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大幅扩张。然而，现在许多特大城市已呈满负荷状态，因城镇化而大批涌入的人群势必会更增加城市负担。新型城镇化着力于具有更大发展潜能的中小型城镇，发展城市群，缓解大城市压力。周宏春表示，在发展中小型城镇时，需要因地制宜。

　　《报告》以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数为基本标准，将五项指数均高于所有城市中位数的城市列为发展状态相对健康的城市，将五项指标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该项指数的中位数的城市列为亚健康城市。周宏春表示，这种评测方法可以作为今后评定城市综合发展情况的一项参考，但是具体细节上还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来取舍。

　　目前，我国许多特大城市的健康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健康“短板”，处于“亚健康”状态。以北京为例，《报告》中显示，北京虽然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但是它的健康环境指数却远远落后于平均指数(位居全国第206位)。对此，周宏春认为，目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的发达经济是以牺牲环境或其他资源为代价，这导致了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也表示，城市经济水平发达，但文化水平、环境水平等相对落后是普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特大城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政策通常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致环境牺牲较大。虽然现在政府在环境方面投入加大，但要缓和城市内部发展平衡的问题短期还并不容易。

　　对于如何在发展城市健康经济的同时，兼顾这些健康“短板”，缓解“大城市病”，周宏春认为，应该从能源、城市规划、平衡人口等几个方面来着手。

　　国家鼓励使用天然气等环保清洁能源来代替传统的煤炭能源，这无疑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并非所有城镇都适用于发展清洁能源这一条。周宏春认为，我国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较多，同时城市自身经济水平和拥有的资源能够供应清洁能源的使用，这对城市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但有许多条件并不成熟的小城镇拥有的能源有限，传统煤炭能源或已足够应付其发展所需的能源，此时发展清洁能源，消耗的成本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利润。所以不能一味追求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而是应该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对应的方案。

　　交通运输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良好的交通运输情况可以加速城市的运作，提升城市的经济水平。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着交通拥堵的现象，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往往是一条车队长龙蜿蜒。周宏春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城市规划，这点从城市交通运输情况就可见一斑。以城市道路的红绿灯为例，一条笔直的道路上设立几十个红绿灯，目的是为了保障安全，但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怕出安全事故，就过度增加道路红绿灯，反而阻碍道路交通流动。

　　许多特大城市二元结构严重，工作区与生活区分化明显，上班时人群都聚集在市中心，城市周边地带几乎成为“空城”，人口分布不平衡。周宏春表示，虽然许多特大城市人口密集，但却是发展城市经济所必须的，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一味地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数量，而是应该通过发展周边城市群来共同推进其经济发展，减少“空城”的出现。毛寿龙也认为，资源集中的地方人口集中，不需要依靠减少人口来缓解城市压力，将低端人口赶走，高端人口留下，而是应该使城市内部发展平衡，人口平衡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对于很多中小城市而言，环境、资源、交通等优势明显，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不高，如何更好地在保证其优势不变的情况下发展中小城市经济就成为一个难题。对此，毛寿龙认为，应该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城市群、发展中小城市经济，借鉴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小城市的规划力量、自我改造能力、城市负债水平等都与大城市有很大差距，如大城市因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很容易负债，同时它的发展机会也多，对于小城市来说，由于经济水平的制约，它的发展机会与负债水平远远低于大城市。所以，将小城市现有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参考，效果可能比借鉴大城市的发展经验要更好。周宏春则认为，可以利用中小城市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和特色，因地制宜，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反而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