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的出炉，以及对11位官员的处理结果，显然不足以告慰那36个逝去的生命，而对于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命题的探究仍将在曲折中前行：当中国城市化率过半、迈入城市时代之后，势必要面对以高密度人群为特征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

　　外滩踩踏事件之所以举国震惊，除伤亡人数之多为近年来罕见外，更令人震惊的是事故的发生地点——上海，这个一直以来以精细化城市管理著称的国际化现代之都。

　　要知道，上海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充分忧虑与前瞻，在国内一向是领先的。

　　2013年1月28日，上海市两会松江区代表团审议会场，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对代表说：“我每天最担心的就是上海500多公里的地铁，每天约有700万人次在地下通行，分分秒秒不可松懈。我在分管安全事故工作时，曾经收集过100年来世界上所有国际大都市所发生的灾难，约72万件案例，件件想来都是触目惊心。”

　　今天，我们在围观被处分官员的同时，也要理性思考一下：城市治理到底有多复杂？如果你是一位城市管理者，你在应对未知突发事件时要做些什么？

　　外滩事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从侧面反映出，城市治理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而今后“如何提高城市公共空间高密度地区的治理能力”才应该是人们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论哪个城市的政府。

　　调查报告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体味，“事件发生后，联合调查组迅速组织力量对事件现场进行勘查，先后对受伤人员、值勤民警、市民游客、地铁工作人员等调查走访，了解事件发生经过，并对事件现场有关情况进行核查；联合调查组还调取查看外滩区域36个监控探头、累计时长约70小时的视频录像，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查阅市级和区级有关部门‘三定方案’、规范性文件、会议纪要等资料195份，对市级10个部门(单位)和黄浦区政府以及区有关部门领导共51人进行了谈话询问，详细调查相关管理情况。”

　　可见，在涉及到本次事件的管理方面，至少有51名官员需要参与，而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城市治理中，政府如何处理繁琐的跨部门沟通与协作，成为了首要解决的问题。但很遗憾，在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即使在同一部门中，也存在沟通不畅或无视相关规定的情况。

　　这就涉及到“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日常公共安全”的问题，这也是每个城市领军者需要考量的。

　　具体到上海来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世博会的精细化管理，而我们必须要知道，上海世博会的管理是一种非常态化的管理。更有人指出，“能打赢大型战役，却在日常管理中落败”，是上海以及中国其它大中型城市都面临的城市治理窘境。

　　大型活动与会议是不计成本地投入，进行了种种非市场化的行为，但在日常管理中往往采取一些简单粗暴或一刀切的办法或思维模式。在此外滩事件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据财新披露，早在2014年11月初，跨年灯光秀在申报阶段就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办公室否决，主管部门的顾虑是，“前一年的跨年灯光秀活动观看人数太多、超过负荷，今年继续举办会有安全风险”。

　　一厢情愿地认为取消就不会出事了，是这次事故中最致命的思想性错误。灾难发生的概率没有因为取消活动而减小，但与此同时，政府没有因为取消活动而免责，不论公众聚集是官方组织还是民间自发，从城市治理角度出发政府都责无旁贷。

　　提高政府思想认知和治理专业度是唯一出路，不能因为踩踏发生之地与自己遥远而无关从而放松管理。再小的概率，只要重复足够的次数，就一定会发生。城市治理也一样，在城市治理中，没有小概率事件，今天发生在上海，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你的城市——“墨菲法则”在这里是通用的。

　　同时，政府也大可不必因为怕出事就不进行日常活动，怕什么就不去做了吗？那么一个一辈子赶驴车的人确实永远也不用担心自己发生空难。

　　此外，还要明确的是，外滩事件与民众素质无关，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生可怕的后果，那时任何一点小的骚动都是灾难性的。但通过本次事件我们需要加强的，不仅是公众的安全意识，还有主体责任意识。

　　当然，城市公共空间的治理，既需要政府能力的提升，也需要政府给社会松绑、让民间社会有更多的自我组织公共活动的机会，从而提升民众自身的公共活动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