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建议：激活三线基地，实现空间再平衡。中西部的城镇多在三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空间格局发展是失衡的。改革开放以后，当年大量投入的三线基地空置废止，出现了城市化发展的塌陷地区。现在应激活三线基地，促使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得到均衡均质的发展。让东部地区的一些“负资产”，转到中西部地区变成“正能量”。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认为，城镇化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把转移支付和人口迁移挂钩，把城市的土地增减和人口迁移挂钩，实现这两个挂钩是一种激励措施，会有很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关键是要做好公共服务，一定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抓上去，户口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户口本背后的这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生活的城市与居住的社区总体信任度不高，即便物质环境再好，也很难称得上宜居，缺乏互信也会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建立更加和谐与诚信的城市社会，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强调，需要正确认识劳动力流动规律和户籍改革的关系。户籍的最初功能是人口信息统计，但后来与很多公共服务挂了钩。户籍改革应该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提供更好的机会，我们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应该和户籍挂钩，应该和纳税人纳税挂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指出，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要重点把握五个关系：一是城市和经济的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要合理相配；二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如果不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市与工业发展将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区域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推进城市体系规划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四是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城市规模一定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五是城市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强调，要加快农村改革，目前有很多政策措施需要加快实施。比如，农民进入城市后，其在农村的三项权利——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还有集体经济收益权是否受影响，具体怎样落实，各地都有一些探索，需要尽快作出更好的制度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必须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谈城市发展，城市和农村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农村的土地等资源要素要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里面的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要下乡，这就是未来的城乡一体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教授认为，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今后城市化的速度要降下来，这时候一定要强调走规模适度、质量优先的发展道路。现在很多大城市病是过度集中导致的，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强调多中心网络化，既保证大城市本身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又避免单中心聚集带来的负外部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裕民教授提出，城市是个大系统，我们需要成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城市管理体系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中国当前城市管理被十多个部门分割，这样的管理有表面化、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建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因地制宜地确定各个城市总体管理框架和解决方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门协同解决重大潜在和现实的城市治理问题，这样的经验在国内外非常多。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认为，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在属地管理基础上形成的，但现在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已越过了属地管理。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灵活多样的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未来假如城市政府有了更多的财权之后，遇到共同的挑战，需要城市间合作，就会有意愿形成灵活机动的管理模式。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郑思齐副教授指出，城市间的房价差异大概有30%-40%能够用城市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来解释。城市内也是这样。需要把基本公共服务调整到一个更为均衡的状态，把优质公共资源分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