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了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政策的发布为今年和‘十三五’期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也表明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加强。”

　　城镇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掀起了一场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全民大讨论。

　　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张立群认为，城镇化其实是指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和人们生活、工作环境的提高，以便更好地发挥人们的才能。但是实现这一点，无论是城市硬件的建设还是城市产业化发展水平都需要同时提高，这样一个联动的过程带来的各个方面的需求增长非常大，包括社会保障、工业服务发展、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所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张立群表示，从1978年开始，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城镇化还是有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5.33%，而美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0%，日本超过90%。

　　《意见》提出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对此，张立群表示，城镇化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城乡，城市发展潜力很大，但人口稳定性不高。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年老之后只能返乡，回到生活条件艰苦的乡村度过孤苦的晚年。如果能给这部分人创造机会留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不仅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为城市建设带来更高要求，包括公共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进而促进城市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投资机会。城市社会的进步水平越高，城乡关系良性互动效果就越好，整个城镇化就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多的内需增长。

　　推进建设一定要改变政府职能和观念

　　《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同时提出了9个方面36条具体措施来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能得到相应的社会服务，其中“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得到了受访专家的普遍认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今年年初中国经济时报社召开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进城”，核心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对此，张立群认为，落户是实现农民进城最重要的一点。“进城工作牵扯的因素很多，像看病、住租房、孩子上学，都是进城务工农民必须要考虑的，如果这些公共服务跟不上去，农民就无法融入城市。”

　　他表示，城镇化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系统工作，要以一个系统的方式来推动。表面看起来是户籍改革，其实是背后延伸出来的社会服务改革。以人为中心强调的是让人稳定下来，融入城市，形成一个越来越高的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过去的造城的运动完全是两个概念。原来城镇化的理解就是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商业工业面积的扩大，这是很片面的。整个城镇化实际上就是改变人的生活居住工作环境，是围绕着人来进行。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处于自发、粗放和低水平扩张的状态。过去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普遍缺少长远目标，缺少系统性科学性。

　　因此，张立群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和观念，过去在财政分灶的情况下各自为政，城镇化建设被行政区域割裂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以后的发展应该侧重于大中小城市政府之间的联合，以政府牵头共同谋划区域和城市群的发展，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使整个城市群基础设施发展能大体均等推进，从而缓解大城市过度膨胀，解决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矛盾。

　　因此城镇化的重点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新型城镇化要从整体进行长远规划，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这样，产业布局就不会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从而带动人口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