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健康:街道设计可以让生活更健康
与空间相关的“大城市流行病”
在效率优先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人口普遍面临着亚健康问题,“大城市流行病”频发。城市公共空间与人体健康以及疾病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易致病空间理论”提出了“空间相关疾病(Space-Related Diseases)”的概念,用以描述与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等建筑学研究领域相关的疾病。“慢性病”即是城市空间通过影响人群行为、生活方式、城市环境和社会交往等途径间接导致的疾病。
在我国长期以来,对街道的关注一直集中于城市规划和交通领域,甚至被认为是附属于机动交通系统的次要部分。街道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通道,街道的品质决定了空间功能,导致了使用者在日常体力运动包括出行与锻炼情况、饮食的选择、社会生活中的心理感受上的差异,这些行为因素进一步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将公共健康纳入为街道设计的考量因素,成为城市设计的新要求。
城市街道空间对慢性病患病的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向:“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影响出行交通方式”和“塑造心理感知体验”。
社区空间如何改变生活习惯
1)运动锻炼习惯
引发慢性疾病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日常锻炼缺乏”和“膳食习惯不良”。而城市街道空间的一些布局因素,改变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运动可分为消遣型锻炼活动(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和功利型体力活动(Utilitarian physical activity)两种。“功利型体力活动”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被动从事的体育锻炼,如出行需求或体力劳动;“消遣型锻炼活动”则指为了锻炼本身而主动进行的体育锻炼,如打球或散步等。其中,人们对于消遣型锻炼活动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场地的可达程度和设施品质的影响。
研究发现,居住社区中,拥有专属人行道街区的居民会更多地进行娱乐性步行和骑行活动;学校操场的可达性对孩子和青少年的运动活跃度的影响尤其显著。 激励居民的体力活动与运动有赖于在街区中布置充足的健康活动场所。在社区中设置大型集中的开放空间、可穿行的公园等活动场地,在学校中设计操场、运动场并适当的将场地开放给社区使用。活动场地应当做到身体上的可达和知觉上的可达,保证其共享性,避免沦为暧昧不明的公共空间。
英国伦敦市的海德公园,在改造中以三十多处便捷的入口取代了过去纪念性的入口,实现公园的平民化。公园内部的小径系统和公园外部的城市道路连接在一起,为市民在公园内以及公园周边的活动提供了支持。市民在其中游湖、散步、轮滑,还有大量人群选择步行或骑车穿越公园。再如位于曼哈顿岛的中央公园,共40多处位置与周边城市道路衔接,步行者、自行车的加入大大增强了中央公园的便捷性。
反之,中国的城市公园往往因为强调大门的重要性而大大降低了公园的可达性和社区服务价值。如日坛公园,其入口仍然停留在打造纪念性和标志性阶段。公园与周边城市功能相对割裂,处于半封闭状态,仅仅是独立于城市肌理之外的一大片绿地。
英国海德公园入口(左图),北京日坛公园入口(右图)
2)饮食习惯
大城市的空间发展在飞速的蔓生过程中形成了不合理的功能分区,在用地功能混合度低下的情况下形成“办公居住分离”的局面。大城市的通勤时间极长,上班族没有回家烹制午餐的条件,而在可达较高的便利店或餐馆中,往往充斥着不健康的饮食选项:提供速食的餐馆占大多数,便利店内食品往往高油脂高卡路,而水果、蔬菜、纤维的含量更少。
社区是提供食物来源的宏观环境,“消费者饮食环境”指人们日常可以获取的食品环境。学者们据此提出了“食品荒漠”的概念,用以描述食品选择匮乏的地区;而不益健康的社区往往都配有大量的高热低质的速食供应。“新鲜食品可达性”成为衡量饮食环境对健康影响的更准确因素。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在仅有小型便利店的地区更加高发,而这正是由于这些地区所能提供的新鲜食物极为有限。
削弱快餐与速食在城市食景中的主导地位,增加新鲜食品的获得渠道,是在张贴“减盐控油”的标语之外,推进居民健康饮食的更有效举措。2010年,美国联邦健康食品融资倡议(HFFI)融资4千万美元,在食品荒漠地区推行“农贸市场推进计划”,以扩大营养食品的供应。
在城市街区的开发上,应当积极鼓励设置售卖新鲜农副产品的杂货市场。在居民步行范围内和办公集中的工作区周边,设置提供丰富种类农副产品的市场,并且为之配备畅通的新鲜农产品物流货运通道,提高新鲜健康的饮食产品的可达性。
慢行环境如何影响出行方式
相比于私家车,步行及自行车等慢行出行方式,不仅是一种活跃的交通出行选择,还是最为便捷的日常锻炼途径,属于功利型体育锻炼(UPA)的重要部分。如今机动车主导的道路建设模式,使得城市中安全、连续的慢行路径极度缺乏,早期发源于中国城市的非机动车专用道,如今也被汽车所侵蚀,演变为机动车的路边停车道。如果能对街道上交通空间的配额进行反转,将机动车交通置于从属地位,建设非机动交通主导的街道,那么出行环境将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
1)慢行道的绝对专用设计
为自行车和行人争取专用的城市出行空间,划出绝对专用的自行车道,会营造出十分友好、宜人的慢行环境。高质量的自行车专用道通过绿化隔离带形成林下空间、双向骑行的车道划分以及符合骑行者偏好的路面铺装材质,创造令人愉悦的骑行空间。街道甚至得以超越简单的通过性空间的角色,吸引人们在此进行慢跑、骑车健身等休闲活动。
美国纽约市(左图)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右图)的自行车道设计(资料来源:韩西丽,彼得·斯约斯特洛姆. 城市感知:城市场所中隐藏的维度)
清华大学校园内的自行车道设计。图片来自作者
以美国的“布鲁克林-皇后区绿色大道(Brooklyn-Queens Greenway)”为例,绿色大道是一条长达40英里的自行车健身专用步道,将13座公园,4片湖泊,2个植物园和多个博物馆串连起来,提供了良好的自行车出行环境。沿线路还设置了公共交通换乘、自行车维修及停放处、卫生间、洗手处等配套设施。纽约市政府还向市民发放了“布鲁克林-皇后区绿色大道”的介绍和使用手册,对步道、节点、经典地标以及每段步道的自行车锻炼卡路里数进行讲解说明。
“布鲁克林-皇后区绿色大道”使用手册封面(资料来源:https://www.nycgovparks.org/)
一些城市采取了更加弹性和简便的措施实现此目标——在时间安排上对不同通行者进行管理。如在特定时间设置机动车禁行区,如纽约市交通部自2010年开始进行的“夏日大道”(Summer streets)计划:在特定的周末,公园大道上长达7英里的主干道会对机动车进行临时封锁,成为慢行线路,鼓励市民进行步行、慢跑、骑行或其他锻炼活动。2016年,约30万市民参与到这一活动中。
夏日大道2010年(左图)及2016年(右图)活动盛况
2)共享街道
此外,“共享街道”的理念也愈发流行:不同于进行人车完全分离,它寻求人车在同一层面的和谐共存,并强调行人的需求优先。共享街道不鼓励交通的畅通无阻,而会通过设置自然的屏障、街道偏离、弯曲和波浪形约束等对机动车的交通量和车速进行限制。压缩驾车者的通行空间,将其余车道全部按步行区域铺装,为行人提供一个适合休闲、交往、娱乐的街道空间,重新分配道路的社会支配权。如英国巴斯市的老城区在步行友好的城市更新设计中,将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置于统一高度,步行者可以自由穿梭于街道的任何位置,自行车可以安全地通行,而机动车的行驶空间被压缩,必须在严格的速度限制下小心通过。在这样的街道空间上,慢行活动大大增加,街道氛围友好安静,公共生活也得以复兴。
3)步行适宜性的定量评估
在对街区影响出行方式的理论研究上,已经产生了一些评估机制。
2009年,美国学者里德·尤因(Reid Ewing)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对于居民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机制,以及这些城市空间的质量如何促进或抑制了居民的步行行为。该研究根据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对全美四十八个街区录像的审核和评测,选出了5个对步行指数影响最大的空间要素:“意向性(Imageability)” 、“边界(Enclosure)”、“人性化尺度(Human Scale)”、“透明度(Transparency)”和“复杂度(Complexity)”五项对良好的步行环境至关重要的设计特质,并指出了与其相联系的街道环境的具体物理特征。
表:城市设计质量五大空间要素的定义及物理特征
“步行指数”(Walkability Index, 以下简称WI)的概念被提出,用于衡量某一街道或社区是否适宜市民步行出行。2009年,劳伦斯提出了影响WI的四个主要空间因素:“交叉口密度”(Intersection Density, 简称ID)“居住净密度(Net Residential Density, 简称NRD)”、“零售层面积比例(Retail Floor Area Ratio, 简称RFAR)”和“用地功能混合度(Land Use Mix, 简称LUM)”。
其中交叉口密度指某一片区交叉路口个数与该片区占地面积的比值,能够反映路网的可达性;居住净密度指居住单元个数与该片区居住用地面积的比值;零售层面积比例指零售商业的楼地面面积除以零售业用地面积,RFAR较低说明建筑退线较多或地面设有停车场;用地功能混合度则指片区中“居住”、“办公”、“商业”和“绿地”等不同城市用地功能的混合程度,直接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轨迹。
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一款网络平台上的步行分数(Walk Score)的评分工具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可利用地理信息数据给出任意一地址的步行指数。
编辑:guo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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