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故居的存留问题，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与热议。笔者认为，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思考，对于深化中国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突破权威遗产话语的束缚具有重要价值。

引起争议的新加坡李光耀故居（中国风景园林网配图）

　　李光耀故居存留与否需要放在新加坡建国历史的背景下去考虑。李光耀是新加坡首任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独立并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这处旧居见证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立，虽然尚未有遗产之名，但丝毫不影响它一旦被利用起来，将在新加坡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然而，李光耀生前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没有必要保留这一旧居，它将影响到周边居民能否修建高楼，进而影响周围居民的权益，因此旧居应当拆除，用老照片等作为回忆之用。

　　事实上，哪些是遗产往往是由行政力量结合专家知识认定的，但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重要遗产点比比皆是，它们同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遗产界学者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认为，19 世纪末以来，一种源于西欧的权威遗产话语，主导了我们对遗产的言说方式。这种话语青睐某些物质性的、纪念碑式的东西，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价值，需要保护起来。文化遗产的价值是由部分学科的专家通过自身的学科知识赋予的。对于同样一处遗产点的价值，不同的人解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李光耀故居不仅仅是一所旧房子，不同的人对其可能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对其被利用后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有不同的认知。不管是对李光耀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还是李光耀故居本身，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利用，将对当下产生重大影响，区别在于前者是周期性的，后者如果保留将是永久性的。

　　正如遗产界学者大卫哈维(David C. Harvey)所言，遗产并不只是静止的物体，它是一个文化过程，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以适应当下的社会需要。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等学者认为，源于19 世纪后期欧洲的遗产话语与思维，将遗产仅仅看成是脆弱的、需要我们原样保护的物质性的东西，导致了我们以一种静态的、停滞的思维看待遗产，将其化石化，剥夺了当代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遗产话语与思维在20 世纪中后期随着遗产热蔓延到全世界。

　　在这种遗产话语产生之前，不同文化对于遗产有多样的思考与认知。在中国，历来有重视文化遗产利用的传统。《论语·尧曰》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其中的兴灭国、继绝世，是指消灭一个国家时也不断绝它的祭祀，而是允许其建立宗庙、延续祭祀以争取民心。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到，“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中的“补敝起废”就包含了修复遗迹的内容。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界不断受到源于西方的权威遗产话语的影响。由第一批留学西方的学者引入的原真性、“突出普遍价值”等遗产思维进入中国并不断得到强化。虽然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一系列源于国际遗产界的遗产言说方式（如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等） 被不断模仿、内化，致使许多融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身的遗产、遗迹在实践中被人为割裂。以笔者研究的孟庙为例，它固然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更是中国悠久的文教传统的载体，集物质性与祭祀礼仪于一身。但在权威遗产话语影响下，人们的视野里仿佛只有其建筑学价值了。尽管对遗产利用的声音开始出现，但往往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大力发展遗产地旅游，甚至对遗产过度利用，遗产在教育，文化传承，凝聚社区、地方、国家认同等多方面的潜力被忽视。中国自身的遗产言说方式与遗产利用传统似乎已然淡忘了。

　　李光耀故居的争议显然不仅限于遗产的物质性与遗产的保护，它启示我们遗产的利用同样重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列为重点任务之一，这就需要我们突破既有的遗产思维与遗产话语，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去认识、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只有接续自身的遗产认识和利用传统，同时对国际上的遗产话语深入思考、兼收并蓄，方能肩负起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