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中国园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建筑史、园林史和城市发展史上，也有深远影响，被誉为“世界最早认知中国造园艺术的窗口”。从价值层位关系来看，三山五园的文化价值是基础，也是北京城市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

　　在北京史上，“三山”一词出现较早。明朝天启年间，就有太仆寺少卿管理“三山”的记载。但这里的“三山”并非我们所说“三山五园”的“三山”，而是指房山马鞍山、顺义牛栏山和怀柔石径山。所谓“三山五园”的三山，则是指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香山、玉泉山早在辽金时就已名扬天下。而万寿山直到乾隆十五年，由瓮山改为万寿山，这时才出现“三山五园”的三山之名。“五园”说法略有差异。大家比较认同的“五园”指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

　　清代没有“三山五园”这样固定的称谓，今日所讲之“三山五园”只是一种俗称，泛指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这种约定俗成，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三山五园”文化价值的认识与传承。

　　文化积淀丰厚

　　京城西郊地区，自然环境独特，山高林茂，泉流众多，十分宜居。当人们活动越来越频繁，这里逐渐成了主题日益突出的历史文化区。“三山五园”作为北京西郊珍贵而富有代表性的物质遗产，可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

    　在京西群山之中，寺庙建造尤为兴盛。自唐代，历辽金，一直到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片著名的宗教文化区。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寺等是北京西北郊地区出现宗教文化的最早见证。卧佛寺，始建于唐代，历辽、金、元、明、清五朝。香山寺，始建于金代，这应是西郊地区最早由帝王敕建的寺庙。碧云寺，建造年代当与香山寺大致相同。到了元代，在西郊建造或是重修的寺庙数量不断增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昭应宫、卢师寺和大承天护圣寺。到了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仍然十分盛行，故而在西郊地区的前代宗教场所大多被重修和扩建，同时又建造了一些新的寺庙和道观。这些寺庙和道观的数量和规模，为宗教文化区增添了新的活力，也为京城士庶前来参加各种活动提供了便利，更为“三山五园”的建造提供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养分。

    　源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京西地区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生活享受。文人墨客在游览之时，登临高处，遍览胜境，吟诗赋词，泼墨行文，留下许多传世佳作。特别是自元代北京成为首都以来，京城成为士人汇集之地，而香山等京西地区也就成为文人墨客云游之处，留下许多吟咏的篇章。如元代著名文士张养浩的《游香山》，明代著名诗人谢杰的《西山望紫气》、李东阳的《游西山记》、倪岳的《游瓮山诗序》、王嘉谟的《石瓮记》，清高宗写有《驻跸香山静宜园作》，清初著名学者朱彞尊曾游卢师山，写有《西山秘魔崖题名》，清初名士宋荦亦曾出游卢师山，作有《卢师山歌用东坡游径山韵》《秘魔崖晚坐》等等。这体现了京西地区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园林历史发展脉络讲，京西地区早在金代就开始建造园林。金世宗即位后，在西郊香山建造了一处行宫，这应该是北京西郊园林建设的开始。金章宗十分喜爱游山玩水，他不仅继承了金世宗的香山行宫，又在玉泉山建有行宫，在西郊一带，还有仰山行宫。京郊地区开始出现的这些皇家行宫，已初具园林规模。特别是香山行宫和玉泉山行宫的建造，为京西园林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虽然这一时期的西北皇家园林没有得到发展，但私家园林的崛起和发展，却为西郊一带的园林文化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其中，以建在瓮山西湖一带耶律铸的独醉园最具典型意义。

    　京西一带园林有较大的发展，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当时，能够建造私家园林的多数是皇亲国戚、王侯将相，而他们建造的园林，规模巨大，艺术水准很高。如明神宗时期，惠安伯张元善所修建的张园（因张氏世代被封为惠安伯，故又称惠安园），就是典型代表。明代号称都城名园第一的私家园林，就是比惠安园建造略晚一些的清华园。万历十年（1582年），李伟以皇太后之父的身份，被封为武清侯。翌年李伟死后，遂由其子李文全袭爵。清华园是在李文全为武清侯时建造的。清华园中有堂有亭、楼、台、山、水、鱼、桥、花、竹、树。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要素，在这座园林中都有所体现。故时人称：“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在西郊一带，明代还有清华园旁边著名书法家米芾后人米万钟建造的勺园，以及两座皇亲国戚的私家园林，一座是郑戚畹的郑公庄，另一座是万驸马的白石庄，都享誉当时。

    　西郊优美的风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场所，自唐代以来诸多寺庙及宫观的建造，又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较好的人文场所。而金代至明代皇家行宫和私家园林的建设，为清代皇家三山五园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到了清代，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区。可以说，这个地区除了历史园林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整个三山五园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长廊。

   　 园林艺术典范

   　 “三山五园”是以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等自然景观为基石，融合人文艺术而建造的中国古代园林的最高典范。它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造园史上的杰作。

    　在明代清华园基础上修建的畅春园，保留了原有的前后重湖这一水景特色，并加入清代人文的一些元素，很好地融合为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主体由三路建筑组成，每一路建筑都有自身的主题。中路侧重自然景观，东路则为宗教建筑，西路偏向人文建筑。就全园而言，畅春园从布局到建筑均以朴素为风，让人有一种绿树成荫、天人合一之感。只可惜，畅春园留下的遗存太少，无法更完整地目睹这座皇家园林的风貌和气派。

    　香山静宜园，利用西山的东坡而建，园中建筑因山就势，错落有致，成散点布局，镶嵌在山体之中。水园融为一体，水池或出现在殿前以丰富院落空间，或处于园中以增加园林自然韵味。从康熙修建行宫，经乾隆扩建，静宜园虽然景点不断增加，但香山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自然生态。

    　静明园的建造风格与静宜园不同，它所依托的玉泉山，无论规模还是山水融合程度都无法与香山相比。玉泉山虽因泉水丰沛得名，但水面并不多，山体位于园的中部偏北，南北走向。能在这样的地形上修建皇家园林，自有其妙趣。静明园最大的特点就是湖山尺度和建筑配合特别好，建筑群虽采用散点式布局，但山脚下的建筑多为一层，凸显了玉峰塔的高耸。因此，这处皇家园林以玉泉山的山和水为依托，也是一处建造园林的极佳场所。在中国北方地区，有山、湖、泉的地方并不多见，也就使得这里的景观格外秀美。

    　圆明园曾是畅春园北面的一部分。最初建造的圆明园，只是清世宗为皇子时的“读书之所”。及雍正年间重修之后，才不再称为畅春园的一部分，而独立为圆明园。清高宗即位后，进一步完善圆明园的建筑，把清世宗时的“十四景”扩充为“四十景”，遂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园林文化的巅峰之作。圆明园所处地段水源丰沛但无山作自然托衬，它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平地造园的典范，这也正是备受世人惊叹和敬仰的地方。园中景观步移景易，层出不穷，特色景观之多，规模之大，在整个清代皇家园林中首屈一指。园中不仅有清代帝王理政、居住建筑，还有其他丰富的人文建筑，以及多种园林景观建筑。

    　清漪园（颐和园），在五园中建造得最晚，但其所体现的皇家园林气派最为突出。圆明园虽有上百个景观，但都属于平地造园，没有立体形象。而清漪园形似一幅立体山水画，湖山相映。万寿山山体轮廓平淡，没什么起伏，仅山体西半部前临水面。经过人工修整，将水面向东、西扩展，形成一个超大水面，水体大大超过山体。同时，西堤的设置将西山景色借入园内，对三山五园之间在空间上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面对这样的山水环境，清漪园采用建筑装点造型较为简单的山体，在山体中部筑起了一组壮丽的建筑群，长廊把前山建筑群与昆明湖相连，这样的建筑技艺和风格设计产生出独特的壮观气势。

    　三山五园以无以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其文化价值绝不仅仅是玩赏“景观”，而是体现着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是一部以园林形态表现历史文化的活史书。同时，三山五园也是中国造园艺术被世界最早认知的重要窗口。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称，“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于是，钱伯斯不断向英国等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园林艺术，特别是三山五园这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品，使得“中国人关于花园布局的观念，在英国和法国造成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园林的设计理念对当时的英国自然式园林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建筑师们的传播，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艺术走向了世界，引起欧洲中国园林风格的盛行。

    　多元文化绽放

    　三山五园的建造，虽说最初追求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但在营建过程中，不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多元文化绽放的园林生态。可以说，三山五园的建造展示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故而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集中展示

    　清代建造三山五园之后，帝王们大多数生活就从皇宫迁移到园林，许多重大政治决策的筹划和议定也是在这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在这里发生。因此，三山五园也就成为与紫禁城并列的一个政治中枢。说一部三山五园史就是半部大清史，不是没有道理的。如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又被称为畅春园正殿，许多重要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重大节日，在这里举行盛宴，款待诸王、大臣，以及外藩部落首领等。自清世宗建造圆明园之后，清朝帝王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在这里度过。故圆明园被誉为紫禁城的外朝。

    　●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集中展示

    　康熙帝建造畅春园，虽说是为了消除因为疲劳而造成的积疾，为了奉养皇太后，以尽享天伦之乐，但也孕育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清圣祖在《御制畅春园记》中特别说明这座皇家园林的命名缘由：“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乾元统天，则四德皆元，四时皆春也。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属，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皥皥焉，八风罔或弗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畅春”之名不仅仅是突出“春”的主题，而是要畅天下万民、万类自然之气。如圆明园的“万方安和”和“勤政亲贤”，都是类似文化内涵的表达。对于静宜园，清高宗在《御制静宜园记》中曾称：“盖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而左右侍御者之挥雨汗而冒风尘，亦可厪也。于是乎就皇祖之行宫，式葺式营，肯堂肯构，朴俭是崇，志则先也；动静有养，体智仁也。名曰‘静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于先天也。”清高宗把园林建设与儒家的经典学说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政治文化倾向。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

    　静明园中的廓然大公殿就表现出一种民族融合的气势。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利用汉族大臣治理国家，故而在民族关系上就要摆出“廓然大公”的姿态。清世宗曾言：“朕以凉德缵承统绪，勤求治理，勉效祖考。虽未能跂及万一，然十载之秉公矢诚，朗如天日。满、汉和蒙古族，并无岐视，此心久为臣民所共晓。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列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迹，于文艺纪载间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这里的“廓然大公”是对中国秦汉以来民族融合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集中展示

    　静明园十六景中的“溪田课耕”就很明显。因水之利，以兴农业，在北方地区较为少见，而玉泉山下的丰富水资源，却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清朝政府在静明园招来佃农，耕垦水稻，遂成为静明园中的一大景观，也由此显示出清朝帝王重视农业生产的国策。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中还有清高宗书《周书·无逸篇》和绘制的《豳风图》，表现出帝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静明园的龙王庙在北京地区十分著称，清朝诸位帝王岁时亲自到此拈香礼拜。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降圣旨，“封京都玉泉山龙王之神为惠济慈佑龙神”。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又命将这座龙王庙改易绿琉璃瓦，以示尊崇。嘉庆六年（1801年），清仁宗因为到此祈雨十分灵验，故而对这处龙王庙更加尊崇。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集中展示

    　作为皇家园林中的杰出代表，清代在三山五园内布设了大量蕴含浓郁宗教文化氛围的建筑与景点，其中既有佛教的寺院，也有道教的坛阁，还有大量的民俗信仰祀庙，生动反映了清代帝室独特的宗教文化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山五园中，宗教建筑几乎占到整个园林建筑的三分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建筑的数量为多。如圆明园内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寺庙为安佑宫，为圆明园内的“皇帝家庙”，以皇家特有的虔诚方式表达个人孝思，同时又寓“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于其中。以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为中心的三山五园整体布局，即与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的“三仙山”信仰不无关系。颐和园仁寿殿之北建有重檐城楼，其南、北侧城额分别名为“紫气东来”“赤城霞起”等等，皆寓明显而极其强烈的道教文化内涵。可以说，作为皇家园林的三山五园，成为各种宗教文化荟萃融合、和谐共存的精品典范。

    　随着清朝由极盛转为衰败，三山五园也随之由盛转衰。再加上外国侵略势力的破坏，令人惨不忍睹。新中国建立后，三山五园陆续得到保护和修缮，成为人民大众岁时游览的公园。改革开放以来，颐和园又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从现代空间因素来认识三山五园的文化价值，可以这样说：三山五园对首都北京城市文化空间进行了再塑，很好地拓展了新时代北京城市空间形态，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文化核心之一。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景区，更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典范，是一部以园林艺术形态为表现载体的活史书，是整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化空间结构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