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来就是地球的未来

　　21世纪被称为城市世纪，它将证明且被证明着：人类注定是一种城市化的生物。城市从来就没有停止变化，城市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这种变化也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动态的过程将永远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与被调整。

　　在二战的重建阶段之后，当时的西欧国家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平稳高速的经济增长期，社会呈现出了一派富足祥和的气氛。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员，民众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居所，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增加，对于高税收的政府来说，公共服务和福利都得到了可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口投身于制造业和日益拓展的服务业，这种美好时光一直持续到1973年阿以战争爆发和石油危机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因失业和经济竞争而引起的产业生产利润降低及社会成本增加，给西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导致公共开支和服务支出的削减。不断扩大的城市贫困和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的原有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些在十八或十九世纪末迅速扩展的工业城市，变得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需要重新进行整合，但它们往往面临的是高额的投入成本。这些城市面临的其它社会问题也变得愈加明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社会从未如此关注过经济竞争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以及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需求。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上个世纪后期，西欧的许多城市经历着现代史中最为急速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城市经济结构的重组，使得城市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作用基本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成为第三产业的基地和消费的场所。

　　●第二是逆中心化或郊区化的趋势，这种变化使得城市的许多功能从城市中心或内城向城市群转移。

　　这两种变化，直接导致了许多西欧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建筑和土地被闲置，环境品质下降，大量失业劳动力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城市问题。这种衰退，在那些传统工业城镇、城市甚至区域表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那些传统上以化工、纺织、钢铁制造、重工业、造船、港口、铁路运输和采矿业为支柱产业的地区。

　　面临衰退的这部分欧洲城市在承受着复杂的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财政问题压力下，在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夕阳产业的同时，还不得不为投资和经济的增长进行新一轮的竞争。

　　“城市复兴”理论的提出

　　虽然西欧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条件不同，遇到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西方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该说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城市更新及相关理论发展的脉络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战后西方城市特别是内城和旧城更新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沿着清除贫民窟－邻里重建－社区更新的脉络发展，指导旧城更新的基本理念也从主张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的大规模改造逐渐转变为主张目标广泛，内容丰富，更有人文关怀的城市更新理论。按照有关城市更新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

　　●从形体规划出发的城市改造思想

　　西方国家城市更新运动，在一开始受到以物质规划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规划思想的本质是把城市看作一个相对静止的事物，希望通过对物质环境的设计解决城市中的所有问题。大规模推倒重建实际就是这些思想的直接后果。

　　●对大规模城市改造反思

　　清理贫民窟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强化利用，曾经一度带来城市中心区的繁荣，但很快就带来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加剧了城市向郊区分散的倾向，可以说大规模城市改造并不成功，却给城市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复兴思想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来自于那些致力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社会经济学家，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和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萧条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问题引发的对城市发展模式的世界范围的反思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上述对大规模城市改造所进行的反思。

　　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潮的影响下，西欧国家城市更新的理论与实践有了进一步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了城市复兴的理论思潮与实践。它一方面体现的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城市复兴的目标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是继续趋向于谋求更多的政府、社区、个人和开发商、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经济学者的多边合作。

　　1996年6月，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人居二”会议。会议确立了21世纪人类奋斗的两个主题：“人人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世界中的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发展”，这实际上也明确地指出了城市复兴发展方向。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英国，这个世界上首个工业化的国家，在二战后的工业生产竞争中未能获得新的成功、重温过去的辉煌，与此相反，它却首先体会到了前面提到的城市变革两种趋势的影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有关城市、关于衰退及结构重组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最早出现在这里。

　　现代英国的城市政策，一般认为起始于1968年。当初面临着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工党政府，采用“城市计划”来应对在许多城镇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它们需要提供特别的帮助来满足社会需求，并充分地提高服务水平。因此，社会功能的改善就成了需要确定的问题之一；也正是在这里，通过对城市理论的探讨，城市政策的修订和城市建设的实践，首先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英国大都市计划》提出了“城市复兴”的概念，以回应上述复杂的问题。

　　在英国，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整个西欧，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城市的传统工业结构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失业和城市贫困成了主要的政治关注的对象。英国地方当局的角色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因为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与私营部门投资商合作寻求需要采取直接行动的解决方案。

　　其它国家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法国的方法是向地方政府机构下放权利，同时有大量的政府资金支持；在徳国，富裕的地区和地方政府尽量通过更多的投入来摆脱危机，至少是到了两德统一之后，才改变了投资的优先对象。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看得出维护和改善原有城区所带来的对环境长期益处。“城市环境绿皮书”主张：全球的环境保护可以通过城市政策得以改善，而该政策的特点是以“创建或改造能给居民提供宜人环境的城镇和城市”为主要目的，并推崇“强调综合利用和高度密度开发的战略”。

　　在欧美国家，城市复兴理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虽已经过一段时间，且目前已由理论的探索阶段演化到实践的执行阶段，同时，城市复兴自身，也还在逐步完善，尝试包含更多更全面的内容。

　　城市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它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物质与经济发展及转型的综合影响与相互作用。城市复兴则是在这种环境下对城市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转型中面对挑战及抓住机遇的一种回应。

　　“城市复兴”的定义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再生或复生指的是失落或损伤组织的重新生长，或者是指系统恢复原状。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城市复兴涉及到已经失去的经济活力的再生或振兴；恢复已经部分失效的社会功能；处理未被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恢复已经失去的环境质量或改善生态平衡等等，城市复兴更着眼于对现有城区的管理和规划，而不是对新城市化运动的规划和开发。

　　“城市复兴”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是建立在过去半个世纪城市的发展变化及政策的调整上。在过去时期，主要有五种因素左右着城市变化与政策。它们分别是：

　　●城市地区明显的体型环境条件与社会及政治回应之间的关系。

　　●对城市地区住房及社会健康与福利的重视。

　　●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令人向往的关联。

　　●牵制城市质量提升的因素。

　　●城市政策角色与作用的改变。

　　这五个因素与主题，均可展开进行专题讨论，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城市复兴”一词定义为：用全面及融汇的观点与行动来解决城市问题，寻求一个地区在经济、体型环境、社会及自然环境条件上的持续改善。

　　建立城市复兴的策略框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长期，明确的目标体系是对有效整合有限的资源，如土地、资金、劳动力的前提条件。同时策略框架与策略规划是不同层次与范围内相关团体与组织在城市复兴进程中加强联系的有力工具。明确合作伙伴关系是城市复兴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诉求提供桥梁。

　　●有能力地真实地将复兴转化成相关政策、目标与行动。

　　●带动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包括所有关键的利益团体。

　　●在区域层面强调全面的生命力的繁荣与提升竞争力，加强对其居民及本区域及国家的贡献。

　　●改善不利条件，提升机遇与灵活性，支持发展弱势群体。

　　●保持城市作为文明、文化、创新、机遇与进取心的动力作用。

　　●相互依赖与协同的行动原则，而不是每一个计划独立行事。

　　●注重长期的结果与受益，而不是短期的费用与支出。

　　●满足地区全面的需求，而不是仅强调个别项目的用地与建设。

　　●确立观点及目标的一致性，尽量减少争议。

　　●确立合作方积极的态度，不是仅维持公众与政府机构与商业投资的分立。

　　城市复兴与中国

　　“城市复兴”虽然是在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已经开始结合中国代表性城市的特定地区，尝试自觉地运用“城市复兴”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特定的国情，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实践，以期为城市复兴理论在中国的运用积累经验。

　　城市发展不仅仅只是涉及到物质规划，城市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思想，特别是在新的理论发展观的统筹下探索中国城市建设和规划建设理论与实践新的道路，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先将中国与城市更新有关的建设发展情况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前面提到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之后，都经历过彻底的产业革命阶段，发展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时间。其中，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如英国，已达到92％。所以，西方国家的城市建设，早已完成城市化的成熟停滞阶段，而进入了一种自我调整完善的过程。西方城市建设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已经不完全是城市物质环境或体形空间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理论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自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导，城市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工业，充分利用城市原有的城市结构和布局。同时，由于城市建设依靠国家的投入，资金缺口很大，所以对于旧城的政策是整体上维持现状、充分利用，未进行实质性改造。大部分城市的结构未出现质的变化，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得旧城的条件更加恶劣，旧城普遍存在布局混乱、房屋破旧、居住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市政和公共设施短缺、名胜古迹绿地遭受破坏等严重问题，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这时的城市建设是没有“市场”的概念的，城市成了自我服务的工业生产体系的集聚点。在国家的计划和经济社会组织工作中，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重点来对待，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下，城市建设和管理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城市积累了大量问题。

　　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城市结构从物质上、社会上、经济上和环境上产生的问题，与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年来高达2位数的年增长幅度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方面，虽然经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城市城区特别是旧城的物质环境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速度无法适应，客观上造成了旧城的持续衰败。同时，在城市进行整体结构调整当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用地性质，人口结构的变化，原有的稳定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平衡受到外部的力量作用而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的平衡在短时内重新建立也非一蹴而就，这种失去平衡的矛盾甚至会影响社会发展和秩序，引起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开发中，各方面的利益又驱动着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带来了更多新的变化，多趋向于高密度，会造成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过高的问题，带来新的城市环境的极度恶化。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带来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和使用强度提高，而此时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又往往达不到新的要求，形成不同的矛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一再的出现和交织。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城市城区特别是旧城更新的过程当中，历史文化保护意识普遍淡薄，常常造成“建设性”破坏，导致城市历史风貌和特色的丧失。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一部分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决策人片面认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妨碍城市经济发展，迫切希望改变物质环境进而通过使用大规模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忽视历史文化遗产和特色的保护。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市管理机制与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的尚不健全，再加上部分城市的决策者急功近利，不顾城市建设发展规律的行政干预，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使得上述问题更加突出，矛盾更加尖锐。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均衡，各个区域、各个城市、甚至每个城市的不同城区，它们的发展模式与客观情况均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不同的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复兴理论内涵，模式和方法。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青岛和北京旧城传统商业和居住街区衰败的复兴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实际上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还有不同类型的中国城市和地区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比如我们还需要关注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我国西部城市和运河沿岸的运河城市的复兴等等。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城市复兴的理论与实践对振兴东北，复兴东北城市有着极为积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复兴战略，只有这样，在振兴东北的机遇下，在转变观念的前提下，全面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强城市和区域综合竞争力，以期最终达到城市的复兴。

　　在这种情况下，要积极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重组，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同时，要着眼于加强区域合作，完善中心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城市规划和城市复兴的实践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努力建设良好的城市面貌和生态环境，以旗舰项目为突破点进而推动城市全面的复兴；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引导土地利用均衡有序发展；要逐步调整探索和形成切合当地城市复兴的战略，进行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

　　经过上面的阐述，我们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复兴所面临的任务，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情况要更为复杂、任务要更为严峻，周期要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在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和城市复兴有关理论和经验的同时，更需要针对我国的特点、国情与具体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特色的途径和策略。

　　“有机更新”理论是吴良镛教授在对北京旧城和我国其他城市规划建设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的阐述，丰富了城市更新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它在北京的成功实践，更引起了国际的赞誉和广泛关注。

　　“有机更新”的核心思想是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从而达到有机秩序。从“有机更新”到新的“有机秩序”，这是人文复兴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的途径，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从物质环境的提高到精神文明的建设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吴良镛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一门以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某个侧面。”

　　“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前瞻性地提出了人居环境理论包括城市建设理论的发展方向，与西方近上个世纪80年代后可持续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复兴”实践是一致的，体现了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任务和目标更为广泛、内容和手段更为丰富的趋势，是东西方在不同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的殊途同归。

　　“城市复兴”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天地。借鉴西方城市复兴理论与经验，随时融入新的城市发展理论与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建设，以经济和文化共同促进精神文明的繁荣，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等相关理论，探索中国“城市复兴”的实践大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新命题，必然大有可为。

　　（作者 吴晨 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英国TFP设计公司中国区董事、清华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顾问教授。英国伯明翰中心区复兴规划由其参与并主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