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许多学校和研究组织都纷纷参与了灾区重建规划编制工作,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也积极投入其中,他们先后两次亲赴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灾区重建选址、城乡布局、村镇规划等课题，并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的编制工作,受到普遍好评，为灾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悲情和感动变成了冲动——一定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情

　　景观中国：李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学生特别为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编写了《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请问，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是如何想到要编写这本书的？您最初的考虑是什么？

　　李迪华：汶川地震发生后，大家都沉静在一种特殊的悲情和感动的氛围之中。看到电视上温家宝总理亲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考察灾情和指挥救灾，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离灾难现场、受灾群众和国家领导人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在这样的氛围感染下，眼前满是死伤群众、坍塌房屋、受伤河山的画面，或许是因为专业的缘故，我头脑中总有几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何让这个地方的群众继续生存下去，让这个地方悠远的文明继续延续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兄弟院校的同事们已经在有关部门组织下深入到了地震灾区的第一线，我也试图和有关方面以及四川省联系，但联系的结果让我感觉是很难“挤”进去。于是悲情和感动变成了冲动——一定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情。写一本书吧！俞孔坚老师和我都为这样一个念头兴奋。5月21日早上，他在往首都机场的路上，用手机和我讨论书的内容以及其它我们能够为灾区作的事情。

　　景观中国：您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来编写手册的？编写的过程能够简短回顾一下吗？

　　李迪华：5月21日早上，我和俞孔坚老师通完电话之后，随即在出租车上通知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接到我的电话，都非常兴奋。8：00，我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黎明副社长打电话，告诉他这样的一个设想，他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支持。8：30，我们准时在会议室开会，我在来不及考虑的情况下布置了书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家园重建的基本知识、规划与设计方法、生态恢复途径。上午10点，北大出版社的王树通编辑和我联系，社里决定由他担任责任编辑负责协助我们编辑出版此书。下午两点，我们召开第二次碰头会议，大家带着初步拟好的，含有二级标题的提纲一起讨论。一个小时后会议结束，《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的雏形就已经显现了。树通也参加了会议，他对我们强调，“简单再简单，明白再明白！”这点最终成为以后我们编辑此书的工作指南。我们制定了一个在6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正式出版发行此书的目标。

　　5月26日，召开了第三次碰头会议，大家带着各自承担内容的初稿一起研讨，并根据撰写的情况，又补充了一部分内容。受研究院师生专业结构的限制，会后邀请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专业人员参加编写，他们都欣然答应。

　　5月28日，召开了第四次碰头会议，也是第一次统稿会议。根据稿件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统稿要求，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组合。

　　5月30-31日，参加编写的主要成员聚集在北京蟹岛度假村进行封闭统稿。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4点。31日，大家从早上9点开始继续讨论到中午12点。书稿的内容完全确定，剩下的工作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完善。

　　6月4日晚上，参加最后统稿的师生从下午开始，逐段逐句地对全书文字进行修改、确认，讨论一直延续到深夜3点。

　　6月5日，我们向出版社提交了书稿，下午我带领5人出发参加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重建规划。为了保证质量，另一方面当时获悉国务院即将要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我们和出版社商量稍微放缓出版计划。5月8日，国务院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正式实施，我们根据《条例》对全书个别文字进行了校正，至此，《手册》的文字工作全部完成。

　　6月16日，树通通知我们，印刷好的书籍已经运抵出版社大兴的仓库。17日下午，第一批1000本书交给快递发往受灾各地的政府、规划与建设部门。

　　任务重时间紧讨论、讨论、再讨论……

　　景观中国：那么在编写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李迪华：坦率地说，没有遇到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主要是时间上的挑战，必须在自己设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其次是如何保证内容全面，研究院在建筑、基础设施领域的力量相对薄弱，但都通过与同行合作很好地解决了。另外一件真正称得上是困难的事情是理解地震灾区重建的需求。这次地震发生后，媒体提供了足够多的第一手现场信息，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巨大帮助。

　　景观中国：《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内容涉及广泛、全面，应该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吗？

　　李迪华：撰写这本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但书中的内容是景观设计学研究院自1997年以来的研究和规划设计实践工作的积累，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只作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理解地震灾区重建的需求，第二是把我们储存的能够在灾区发挥作用的知识和技能归纳和表述出来。这样的工作对一批经过共同的专业训练、有丰富专业经验和奉献精神的人并不是难事。

　　景观中国：参加编写的人员有20多位，统一他们的认识和意见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您有何感想？

　　李迪华：好几位朋友都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整个工作过程中，认识问题从来没有成为我们合作的阻碍。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发展景观设计教育，我们在工作、研究和指导学生学习过程中，一直强调“完整的知识与方法体系”，这些包括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自然地理学、生态学、景观文化、景观社会学、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反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多解规划等规划设计方法和理论。这次编写工作过程中，我们总是能够通过讨论很快就能达成共识，并转化成为行动。平时的积累在这样的应急状态下充分显现出来了。讨论，是我们达成共识、提升认识的我们一个称得上法宝的有效的工作方法，但讨论需要在确定的知识和方法体系下进行，否则讨论就会变成无谓的争论，结果也不会是建设性的。经过这次工作的检验，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些年研究院走的景观设计学专业教育的道路看法。北大一直坚持景观设计学的专业名称和内容，坚持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土地，研究和协调人地关系是这个专业的天职。参加震后重建工作，是对这样的认识和我们的工作积累的一次突击检验。

　　关注“寻常”乡土文化遗产

　　景观中国：《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包含11章，我看到其中第9章关于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您对这方面怎么看？具体保护措施怎么实施？从那些方面来考虑？

　　李迪华：汶川地震区域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藏族和羌族都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拥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个地方创造了辉煌文明，以及异常丰富的乡土文化。这是吸引我们进行此项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本次地震中，文物损坏非常严重，但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没有列入文物范畴的乡土文化遗产。文物有“文物局”做他们的父母，而乡土文化遗产的父母是在地震中受伤严重的当地群众。如何在救人的同时抢救乡土文化遗产，是我们特别关注和特别担心的。但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是提出了初步的原则和方法，具体操作，一定要到现场，参与具体的项目才能确定。

　　就乡土文化遗产而言，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目前灾区的对口援建办法带来的弊端。据我了解，对口援建的省市采取层层承包的方式帮助重建，支持重建的省市基本上都是采取带钱、带人甚至带施工队帮助当地人重建。这种强势的援建，有可能是以当地人失去在家园重建中的话语权作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对乡土文化遗产的冲击也将是最大的。很有可能，汶川地震灾区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重建，但建成的城镇、乡村，从建筑形式甚至建筑标准上很可能变成四川的山东、吉林和广州。就像我现在呆的这个办公楼，来自广东省的建筑设计院使用了当时南方的下水管标准，搬入后半年内，几乎全部男厕所的小便池堵塞，半数大便池不能使用，去年学校耗资千万专门修缮大楼的下水系统。

　　震区群众可能很快会得到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园，但可能将会永远失去他们花了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想到这个问题，我经常半夜不能入睡。

　　援建不应该成为一个表演的舞台，更不是一种施惠，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地人的文化、生活，理解当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援建行动可能会造成乡土文化遗产资源的震后人为破坏。我不反对改变，但我认为，只有当地人才有权决定他们要如何改变，当地人自己作主的重建才会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的。

　　景观中国：《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发出之后，外界的评价如何?您最在意的评价是什么？

　　李迪华：我们没有刻意地关注外界的评价，总的来说，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有信心的。返回到我这里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其中最让我自豪的评价是胡兆量教授给的，他认为我们的工作体现了“科学赈灾，知识赈灾，这是北京大学应该做的”。另外我还特别自豪的是，在卧龙和村民开会时，一位组长握住我的手说：“看了这本书，我们知道了重建需要做什么、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位基层组长的评价是我们期待的。这也不难理解，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收到此书后，希望他们有重建任务的村的每位村长、到每个村帮扶的干部都有这本书，总数达6800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将这批书捐赠给了陇南市。他们的市领导是深深理解了基层重建需要的。

　　两进汶川让当地人充分参与家园重建

　　景观中国：6月5日和26日，在您的带领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两次深入受灾严重的卧龙地区，主持灾后重建规划设计工作。请问您当时到那以后，第一眼看到的卧龙地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您两次进入卧龙，能谈谈您前后的感受吗？

　　李迪华：6月4日晚上，因为要对《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审稿，几乎整夜未睡，5日白天准备去卧龙，晚上抵达成都，人处于疲劳之后的亢奋状态。6日，经雅安、宝兴驱车前往卧龙，一路看到的都是各种与抗震救灾的宣传标语，偶尔能够看到垮塌的山体。下午抵达小金县的日隆镇时，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街上行人很少。越靠近卧龙，公路沿线的山体塌方越来越容易见到，地震的气氛越来越浓。汽车翻越巴郎山，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山体塌方越来越多，沿路到处都是倒木、垮下来的大石头。看得出来，很多都是刚塌下来的，能够供车穿过的塌方体都是刚刚被铲土车冒着生命危险推出来的。

　　汽车抵达卧龙镇，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雨中连片的蓝色帐篷。帐篷两边的不少建筑物都开裂了，地上是从房子上面掉下来的砖石、碎玻璃。抵达卧龙，时间已经接近晚上8点，在地震棚中和卧龙的部分干部一起吃罢“大灶”，马上就和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开会，听取他们介绍地震受损情况，以及对重建的一些设想。我们感觉到，当地干部还很难从临时安置的复杂事物中清晰地考虑重建。但对我们的到来，他们都非常激动，只是一时难以用适当的词语来表达。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帐篷“客房”中安身，半夜感觉床垫在跳动，透过雨声能够听到低沉的闷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余震了。

　　6月7日全天在卧龙镇调查，8日赴耿达乡，当天下午被告知连接卧龙和耿达乡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我们只好寄居耿达乡。9日上午就继续调查，午后道路重新开通后才回卧龙，下午查看大熊猫保护中心选址之一的花红树。计划10日上午召开两个乡镇的镇村干部参加的研讨会，因为两个乡镇之间道路阻隔，一直到中午才开，下午到一个叫转经楼的位于山上的村庄访问。

　　第二次去汶川是带着成果去和卧龙的干部与村民讨论重建方案的。

　　本次地震震中的南起点就在卧龙保护区的耿达乡内，地震对卧龙的山体、保护设施和民生设施破坏极大。第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地震中垮塌的山体，形成的泥石流，而第二次去看到了很多新形成的恶泥石流、山体塌方体，随着雨季到来，山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会面临很大挑战。

　　地震后，卧龙的救灾抢险工作做得非常好，群众都非常感激，两次去卧龙，我们听到的都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从没有听到一句抱怨，这样我们非常感动，可以说我们是在这样的感动中进行着卧龙的重建规划工作。

　　两次到卧龙，我们前后与当地干部群众召开了7次座谈会。两次卧龙之行，尽管只相隔两周，但当地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关心的问题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大家还有些迷茫，第二次，很多人用从垮塌的房屋的木料搭建了临时的棚屋，除了棚里棚外充满的笑声之外，大家关心的问题也从房屋重建，转变成为生活重建和生计的解决途径。

　　景观中国：对于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重建遵循什么原则，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实施保护措施？

　　李迪华：通过反复和卧龙干部群众交流，我们从震区群众获得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自然灾难在这个地区其实是常态，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灾区群众面对灾难的那种坦然、进取是他们长期在这个地方生存繁衍获得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卧龙地处茶马古道的一条支线上，卧龙镇一个叫五里墩村子，村上有一条只有50米长的老街，在地震中破坏非常严重。老街的两个街口各有一座小庙。我在垮塌的庙旁拍照时，一位藏族村民过来告诉，地震发生时，他们都没有跑，而是跪倒地上祈求神灵保佑。我看到小庙已经用帆布小心盖好。

　　所以，震后家园重建，遵循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各种规划原则和方针很重要的，还要注意重建精神家园，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维护震区的乡土遗产。

　　我们还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工作原则，就是按照我们的重建方案，当地人能够最大可能参与，重建将是他们改善发展条件的一个机遇，也是更好地保护自然的机遇。这也是我们为当地人确定的重建规划原则之一。

　　城镇选址尊重当地人的意愿

　　景观中国：您这两次去卧龙自然保护区，主要承担着怎样的重建任务？现在整体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

　　李迪华：目前我们完成的只是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的分市（地区）的重建规划。卧龙只辖两个乡，属汶川县，但因为是特区，所以单独做重建规划。我们先后于7月3日和7日向四川省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汇报我们的重建规划方案，7月10日规划方案已经四川省林业厅上报给省人民政府。目前还谈不上参加“重建任务”阶段。

　　景观中国：对于一个地区和城市的灾后重建，生态恢复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李迪华：地震造成的生态破坏，主体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另有一部分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加强的。我非常担心，那些被“人为夸大”的生态恢复的必要性，这些不必要的恢复工程可能造成新的生态破坏，也会造成巨额的重建资金的浪费。震后对该地区人类活动没有直接或者明显潜在威胁的地震生态破坏应该以自然恢复为主。只有在城镇、集镇、农村居民安置点周围，道路沿线和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经过论证方可进行必要的人工生态恢复工程。

　　生态恢复适用的植物材料，应该是当地的树种、草种，一定要防止引进外来种生物。

　　景观中国：一般来说，城镇重建的选址应遵循什么原则？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李迪华：首要问题是尊重当地人的意愿，不可以将专家意识凌驾于当地人的意愿之上。

　　我没有一开始就说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当然非常重要，尤其地震之后，关注安全体现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新的认识，选址当然要考虑地址安全问题。但一个容易因为过于重视而忽视的问题是，追求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公路上每天都在发生车祸，但并没有因为车祸所以禁止使用汽车、禁止在小区门前修马路，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各种安全措施的采用而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地震灾区也是一样，安全的原因不应该是异地安置、迁建的主要理由。迁建和异地安置可能会打击灾区群众的乡土情感，缺乏对地震灾区乡土文化、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理解才会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

　　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把巨额的异地安置经费用于治理当地的次生地址灾害，为震区群众营造相对安全的家园环境，建立灾难预警和抢险系统，为灾区群众营造相对安全的心理环境。让灾区群众在熟悉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和生活，应该是非万不得已和当地人自愿的前提下不要轻易改变的原则。

　　家园的安全和心灵的安全同样重要！

　　景观中国：此外,从一些资料中得知您还要参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旅游局组织的地震灾区旅游恢复规划专家咨询，能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以及您对震区旅游业恢复的一些看法吗？

　　李迪华：非常遗憾，因为研究生答辩我未能赶上国家旅游局组织的北京专家组的赴灾区考察和咨询的时间，后来又因为卧龙任务影响没有直接参加具体工作。不过，我还是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自己对震区主要是广元的旅游业恢复重建的意见。第一次在卧龙考察期间，完成了“四川省卧龙特别行政区旅游业恢复重建规划”，成果提交给四川省旅游业恢复重建规划组。

　　这次地震灾区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热点地区之一，是中国人一生最少要去一次的地区。当地人情感中已经和旅游者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快开放旅游，对灾区人民重建生活信心十分关键，并能够帮助灾区群众增加收入，通过自力更生改善收入。

　　这次地震一个深刻教训是，应该改变由开发商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地震后，大量由开发商建设的接待和游憩设施人去楼空，到震区的大量志愿者们都找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增加当地的政府接待压力。震后的旅游业恢复重建应该以当地人参与为主，为此，我强烈建议，震后旅游业重建把培养当地人参与旅游业的就业能力建设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景观中国：重建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学院下一步有何打算？计划怎么开展准备工作？

　　李迪华：目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正在抓紧整理我们参与卧龙工作调查与研究的一手材料，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可以为进一步工作深化奠定基础。

　　我们随时准备参与更加具体的家园重建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

　　作者简介：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