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日，福建的土楼和江西的三清山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闵庆文在为此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份忧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中国的推进，用不了多久，祖先为我们创造的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很可能会“被丢失到遥远的天国”。

　　闵庆文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近10多年来，在李文华院士的指导下主要从事生态农业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工作。从2005年开始，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日前，他在做客“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时表示：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被冷落的遗产”。

　　祖先留给我们的农耕遗产绝不是简单的耕作方式，它融入了更多的适合社会发展的农业文化观念。闵庆文讲的故事并非农耕时代的“童话”：

　　———浙江省青田县山区的农民，在稻田里养鱼。山里人既吃米，也能吃到“田鱼”。稻田养鱼的耕作方式，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稻鱼双丰收，或许这是发展绿色农业的一条可借鉴之路吧。这种稻鱼耕作系统在青田县至少有1200年的历史；

　　———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仍。当地民众因地制宜，把低洼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塘基上种植桑树。在这种被称为“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系统中，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既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患，又减少了环境污染，还获取了最佳的经济效益。

　　然而，我们这些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可能被现代化的洪流所“荡涤”。闵庆文对此十分忧虑。

　　2005年，闵庆文看到了一丝曙光：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5种耕作方式确定为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中国浙江青田县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成为5个试点之一。怎么保护？经过两年多的探索，闵庆文已有了大致的思路：第一是动态保护，既让农民保护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核心，又让农民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促进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益有所发展；第二是整体保护，不能只关注某个或某几个要素的保护，而是把农业遗产系统及其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第三是原地保护，即农业文化遗产地不能在空间上大迁移，农业遗产系统不能脱离其形成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有人建议通过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式来保护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对此，闵庆文不以为然：“目前我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30多个，其中只有都江堰和农业有点关系，至少当初它是为了管水、治水和解决农业问题而修建的。”2006年，文化部公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共35项，其中仅有广西灵渠、云南哈尼梯田和新疆坎儿井与农业有些关系，在35项中分列第23、30、31位。“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如果报两项的话，另外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如果我们后备的这30几项都能列进去的话，至少需要30多年。可这30多年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恐怕我国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就只能存在于书本或记忆中了。”闵庆文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