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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师很难

　　要做一个好的房子，需要一个贯彻始终的好立意；同样，解钧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师，也需要一个贯彻建筑生涯的个性。

　　“中国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中国建筑师个人魅力和个性都不是特别强，没有个性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一面。你又做过玻璃幕的房子，又是做过砖混凝土的住宅楼，做多了后，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做。”解钧说。

　　“比如赫尔佐格，他做的房子就是非常怪异，你要请他来投标，你就要有思想准备；比如贝聿铭，他的房子就是那样的，代表着中国，有风格。国外建筑师有这个底气：要不让我做成这样，我就不做。甲方会尊重他，试着去理解他。但中国建筑师就不同，他们没有这样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没有个性。”

　　解钧说的个性是一种特指：“就像贝聿铭，不管盖什么房子，他那三角的东西永远在里面，这已成了他个性的符号。”而中国建筑师就很难做这样的坚持，这中间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甲方自己的审美观和自己的利益因素，限制了中国建筑师的个人实现。

　　“盖房子也讲究缘分。甲方老有一个想法：我出钱盖房子，不是给你建筑师树一个你认为好的丰碑，你先是给我盖房子，其次才实现你的理想。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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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悲哀

　　虽然由于现实原因，解钧也未能在他所设计的所有工程中实现他想贯彻的东西，但他也有着从一开始就执著的理想。

　　生于北京，在南京完成了建筑学业。或许是这两个中国最著名的古都的熏陶，使解钧对中国古典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的运用特别着迷。

　　1984年，解钧入学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我觉得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不是国外的建筑理念，而是中国的。南工院历史比较悠久，设计了北京火车站的老一辈建筑大师杨廷保以及他影响下的一大批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研究得比较多，他们对中国建筑语言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影响很大，学校老师也以此为荣。”解钧说，“当时我对建筑，谈不上什么理念，就是一种比较朦胧的感觉，中国历史文化都那么好，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弘扬自己的中国文化。当时没接触过实际的建筑，只不过看着前辈的影子。”

　　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之后，解钧觉得这种概念特别重要。“我觉得文化是挺重要的，尊重当地文化也是挺重要的，而中国建筑师要争取延续中国文化是特别重要的。”让他有此感慨的是国家大剧院，“它像文化侵略似的，在最心脏的地方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中国人老是说博大精深、包容万物，反而把最根本的东西丢了。北京，原来有9个城门，那么多四合院、胡同、牌楼，全都国际化没了。我和朋友聊天，说你看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建筑，根本数不出几座来，几乎都是千遍一律的。你在北京看天安门知道是北京，除此之外，你说是北京也行，是天津也行。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解钧比较赞赏SOM建筑事务所。“他们的东西不浮夸，非常踏实，非常尊重中国文化，他们在中国做的一些房子我非常喜欢。他们在韩国做的一些房子，韩国味非常浓；在中国做的，中国特色又得到体现。他们不是文化侵略，而是和当地文化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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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坚持讲究古都风貌

　　然而，解钧认为，要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结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建筑师是一个操刀者，不是决策者，你是能把你的东西提出来，但决策者是业主和甲方。你要做中国特色的房子，建筑面积肯定要浪费，肯定要多花钱，也许这种中国风格的东西甲方不喜欢，设计师就不能做，所以如果没有政策的话，中国风格要实现的概率并不大。”

　　“北京曾经讲究过一阵古都风貌，我觉得这条路特别准。当然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屋顶确实有着一定的弊端，因为那时候建筑费用特别低；另外当时中国建筑师的水平也较低，他们想象不出中国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应该是怎么一个结合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顶上加两亭子，或加上屋顶。但这仅仅是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代人一代人的不断提高。比如贝聿铭的香山饭店，中国味非常浓。但像大屋顶这种东西完全没有，就是一些中国符号。再如上海金贸饭店，就是一座中国古代的塔，但手法完全是现代的。中国必然要走过这样一段比较痛苦的阶段，但是只要咬牙挺过来，如果北京新盖的房子都有点中国特色的话，新北京风格就有了。建筑师的水平会提高，建筑材料会翻新，手法会多样化，盖出的房子中国味会特别浓。”

　　解钧觉得当时的一些规定挺好，虽然加亭子的单一手法是不对的。“其实在国外，城市规划中也有很多硬性的东西，比如巴黎这个城市，原来的房子拆掉后，沿街的墙不让你动，后面架子给支上，盖新建筑，连接这面墙皮，从外面看都是老房子；而且高度真是一刀切。你到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顶上去看，天际线就是水平的，你会觉得这城市脉络特别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北京真应该坚持讲究古都风貌，而且我觉得这条路肯定可以走下去，只不过必须得有各方面的支持。就像韩国非常重视民族品牌、民族文化，他们做了很多韩国味特别强的一些建筑，中国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