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个城市争建“第一高楼”方兴未艾：除上海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和在建的632米“上海中心”大厦外，出于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始终对建筑高度加以限制的首都北京，国贸大厦三期以330米封顶超越银泰大厦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天津市的津塔高336.9米；重庆“嘉陵帆影·国际经贸中心”已破土动工，其塔楼高度将超过455米，稳坐“西部第一高楼”宝座；正在建设中的广州新电视塔将以610米高度成为“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即西塔)将以432米的高度成为“广州第一高楼”；南京紫峰大厦以450米高度，成为“江苏第一高楼”；杭州在建的“杭州国际办公中心”，以300米的高度成为“浙江第一高楼”；郑州会展宾馆高280米……而“东北第一高”、“华中第一高”、“中原第一高”、“西南第一高”、“华北第一高”等建筑名词，也频频闪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就连二线城市也在编织着高度梦想。如，广西柳州市宣布建的303米“西南第一高楼”，已使广西首府南宁276米的“地王国际商会中心”稍显逊色。

　　能够建设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摩天大楼，说明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也证明了我国建筑科技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各地用争相往摩天大楼上砸钱为自己争一席之地，似乎已经被赋予了代言所在城市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其背后隐藏的无疑是病态心理和政绩冲动。这其中，除以赚钱为唯一选项的开发商之外，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在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

　　“用高度说话”？对谁说？说什么？对投资者说这里有“第一高楼”，投资环境上佳；对老百姓说，这个城市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有“第一高楼”。内里的含义也很丰富，“我们这儿经济实力强”，“工作业绩显而易见”等等。

　　什么事就怕“一窝蜂”，更怕不顾后果地跟着“往高处走”。摩天大楼固然看起来养眼，也能满足一些人的“自豪感”(其实应该说是虚荣心理)，但不容忽视的是带来的负面效应。

　　建设一座摩天大楼，动辄投资几十亿、近百亿，甚至超百亿，究竟带来的效益如何？何时能收回成本并开始盈利？这些，本应该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可专家测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现实的情况是，高昂的成本和运营费用，使许多摩天大楼已难以为继。原“中原第一高楼”——郑州裕达国贸以2.73亿出让竟无人问津，佛山市52层高的国际商业中心因建设中途资金告罄拍卖时标价2亿元都无人注目，评估价值26亿元的广东国际大厦起拍价16亿元竟无人应声……更多的高楼要么在建设途中成为“烂尾”，要么在大规模闲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总投资50亿、420米高上海金茂大厦为例，每天开门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还有必须考虑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情况。

　　还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为经济建设发展、为老百姓的民生动脑子，干实事好，少用，最好别再“用高度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