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配合国家文物局对辽祖陵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7~10月，对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即一号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的收获。

　　黑龙门址

　　祖陵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山谷中。陵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城的东南方向，有一个狭窄的通道，筑有一个陵门，我们称为一号门址。《辽史·地理志》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门曰黑龙。”由此可以知道，一号门址即《辽史》所载之“黑龙门”。

　　“黑龙门”两侧山势陡峭，形如阙楼。“黑龙门”由门道、墩台（或称隔墙）、陵墙、慢道、涵道等和高大的城楼建筑组成，保存较为完整。城门两侧连有夯土陵墙，东陵墙内侧（北面）有慢道；门道、墩台和陵墙上面均有高大的城楼建筑。“黑龙门”整体略呈“凹”字形，城门部分窄于两侧陵墙。

　　“黑龙门”应为一门三道建筑，现存东、中两个门道，保存较好。二门道均采用梁架木结构，进深约18.6米，东西两侧下铺有石地栿，其上置木地栿，木地栿上有卯口，上插13或14根排叉柱。这种门道基础结构为中原汉唐宋诸朝考古所未见，独具特色。门道中部有保存完好的将军石和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门道内中部略高，两端略低。门道内地面残存烧毁的木质建筑构件和铁门钉、铁铺首衔环等。东门道东西宽4.68米，地面主体铺平砖，门砧石南侧残存三排细石板，北部东侧地面发现车辙遗迹。门道南口外有五边形坡状慢道，别具特色。慢道铺砖均“露龈”，中间矩形铺立砖为主，护坡均铺平砖。中门道大体居于整个陵门豁口的中央，中部东西宽为5米。地面均铺长方形沟纹砖，沟纹朝上。南口慢道形制同东门道。西门道已被现代冲沟所破坏殆尽，下面原有一个排水涵洞，涵道尚存。

　　“黑龙门”发现两个墩台。墩台主体为夯土，南北外侧下部为包石，上部为包砖。东墩台保存较好，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3.1（南）—14.1（北）米，南侧通高达7.58米，顶面距两侧门道中部地面高5.7米。西墩台破坏严重，残高4.26米。城门两侧均筑有高大的陵墙，内为夯土和石块，南北两侧均有包石。西墙顶已破坏，基础宽约24米；东墙北侧与自然山体相连。东陵墙北侧有慢道通往陵墙上。东陵墙上残存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开间宽度不一。东侧墩台和东侧陵墙的顶部，都发现有覆盆式石柱础和砖瓦残块，表明当时上面都应有高大的木构城楼建筑。从原地面上残木构件和大量灰烬推定，祖陵陵门上的木构建筑毁于大火。

　　四号建筑基址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一号陪葬墓的东南位，应是其“献殿”性质的建筑基址。基址台基平面呈近方形，南北面阔23米，东西进深24.7米。东、南、北面均有包砖。建筑坐西朝东，为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地面铺方砖，四周共有20个覆盆式柱础石。

　　建筑址正中有一个长方形内室（F1），门道朝东，其东西进深7.1米，南北面阔6.6米。地面不水平，西北略低，铺砌有席纹的方砖。四面有砖墙，墙内外均刷有白灰面。墙内有柱洞，底置础石。内室（F1）后面还有一个四面有墙闭合的小室（F4）；建筑址南北两侧西数第三个覆盆式柱础与内室（F1）南北墙间，各有一道南北向隔墙，又形成2个独立单元（F3和F5）。余下空间呈倒“凹”字形，属于建筑的前堂部分（F2）。四号建筑基址内部房屋布局结构独特，特点鲜明。建筑址周边为台明部分。基址东面中间略偏南处修筑长慢道。慢道东西长8.8米，宽1.34米，残存3级台阶。慢道最东端为砖砌六边形基座，内填黄褐色土。慢道西部砌有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台面。其中南侧台面的边缘发现一个小坑（编号K1），出土了一组保存完好的器物（瓷器2、铜器2、铁器3），是较为重要的发现。

　　考古发掘的突破性收获：

　　第一，这是第一次对辽代帝陵陵门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辽代都城和帝陵的门址都没有经过科学发掘。黑龙门的发掘，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

　　第二，辽祖陵黑龙门址主体保存之完好，为国内所罕见。中原地区都城城门和帝王陵陵门多只保存建筑基础，而黑龙门址两个门道内的将军石和门砧石均在中间原位，石、木地栿和排叉柱也都可窥原貌；东墩台和东陵墙现存7米多高，上存覆盆式石柱础和原始台面，为研究和复原陵门上面高大的城楼建筑等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第三，黑龙门的门道基础建筑做法独具特色，即规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这与汉唐宋诸朝的门址模式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开启了有辽一代特有的建筑规制。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古代陵门建筑的新实例，而且也为古代门制研究和古建筑复原研究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第四，黑龙门门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独树一帜。这与《营造法式》所载“五瓣蝉翅慢道”相仿，是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第五，四号建筑基址保存较为完好，建筑布局独特，为研究辽代献殿类建筑基址提供了难得的实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基址东侧K1内出土的一组颇富特色的器物组合等，旁证了建筑基址的性质。可以说，本次考古发掘的成果，是辽代考古十分重要的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