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感谢张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演讲。国家和地方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无论从国家政策还是地方政策上来说，现在都非常支持企业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很多企业在有了这样政策的支持下也从中获取了很多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可能在社会责任方面是不是也考虑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就像是蜘蛛侠第一部里面曾经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究竟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于企业行业和一个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接下来将通过论坛的形式，请各位来宾在台上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些大家非常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接下来论坛环节我们将有请到以下几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先生，有请；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研究院博士后范世涛先生，有请；戴尔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全胜先生；联合技术国际公司中国区总裁肖绍成先生。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总裁段德峰先生。以及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新望先生，同时新望先生担任本轮的嘉宾主持，有请！

　　新望：谢谢晓楠的介绍！我们台上是五位嘉宾，应该是两位学者，两位企业家，一位NGO组织的负责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视野决定未来，主要讲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刚才段总已经致过辞，我想先从钟宏武先生开始，钟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主任，长期研究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我想请钟老师讲讲我们国内的你接触到的企业，做过的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公民责任履行的是怎么样？

　　钟宏武：谢谢主持人，没想到是这种方式，我本来准备了稿子。我讲一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目前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我的观点中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企业带社会，企业特别是对自己的员工生老病死全部都要负担，这个时候企业社会责任是放大的，特别是对一些特定的群体放大的。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开始改革开放，一切向前看，这时候企业有一个重要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一个核心的说法是强化企业的经济责任，把企业其他的一些社会负担抛掉。到了2006年，我们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进入了我们现在讲的科学的社会责任观，企业重新回归从单纯的承担经济责任一切向前看的慢慢恢复，除了对员工好，对社区要有回馈，可能还要关注环境，关注我们的供应链，关注我们的客户，产品质量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更加地平衡，更加地科学。至于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得怎么样？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无论是讲任何观点，但是我觉得都会带来反面的例子。

　　我觉得有几个判断是肯定成立的，第一个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水平相对于历史在提高，但是与公众的期望相比，实践水平和公众的期望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公众普遍感觉不是很满意，甚至认为是一个缺德的社会。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是企业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本土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工作还是有所侧重和有抓手的，但是对于企业社会的管理，我们有没有一套社会责任的组织体系，有没有社会责任的统计指标，有没有社会责任的报告，沟通方式，有没有专门的人在负责这份工作，这个长期以来是缺失的。但是这几年特别是2006年以来，企业是很重视这个工作的。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是成立的。

　　第三个判断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这条路还很长，大家多多努力。谢谢！

　　新望：钟老师把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对目前的现状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断，段总是国际机构的负责人，我想请教一下在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很不平衡，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请您做一个比较的这样一个分享。

　　段德峰：谢谢！其实我想可能很短时间会很困难，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我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说大一点是中国的文化也好，或者是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也好。我最近经常跟一些同事和朋友在讨论，我们在想建立一个特别透明或者特别高效一个商业组织也好，非盈利组织也好，你会发现在中国是非常难度高的。可是在西方，比如说美国可能社区之间的信任，整个商业组织甚至每一个政客党派之间信任是在一个高水准上，大家的信任已经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商业组织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你会发现成本太高了。但是中国整体上社会信任程度不那么高，比大家预期的高。这时候要把一个大的企业作为一个最优秀的企业公民你会发现沟通的成本压力非常高，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必须的选择，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它作为成本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成本很高。

　　刚才我在前面致辞的时候也强调一点，说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后来有一个嘉宾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这点想谈的是消费者责任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每天在厨房里烧个饭要用五十张纸巾，上个厕所要用五十张纸巾，这种情况就会造成造纸公司不断地生产纸巾。PS这个谁在使用，我想是供给我们中国消费者，我们有没有反思我们消费者责任有没有做到。不管和美国、日本相比也好，中国的消费者责任欠缺，而且非常不足。大家一谈就是政府政策不对，国家法律不对，这个企业不行。很少反省到我们的消费方式是不是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大的文化，也是跟每个人相关的。我就先说这些。

　　新望：段总从中国的文化来分析了他刚才这个话题，世界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不平衡。边上的两位企业家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获奖案例，张全胜老总是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戴尔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我想它的很多电脑都是和消费者有联系，作为一个倡导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怎么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理念带给消费者，我想请教一下张总。

　　张全胜：谢谢主持人！刚才我们在台下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希望我的讲话能够简短，我觉得在台上这么多的聚光灯，讲久了我们台上几位也就不可持续了。所以我简单地从我们戴尔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利用这个平台跟各位做一个交流和分享。我想对于戴尔公司来讲，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我们的产品，讲到可持续发展，很多人会联想到你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设计、制造、材料的使用上会更加地环保，更加地经济。从这个方面来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这点是对的，其实我想作为一个IT的厂商，我们的一个理念是把我们在经济社会环境这三方面责任贯穿在我们每一个环节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理念贯穿到戴尔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也实现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简单地说就是一高两低。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开采，低排放和高利用，我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理念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和努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清洁生产，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把我们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在清洁生产方面，我们在07年戴尔公司就加入了一个叫碳排放项目下面一个供应链合作领袖项目，从此和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向非政府组织报告我们在排放方面的数据，同时制定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采取一些应对的策略。

　　从08年到2012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一个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碳成绩在这四年当中下降了16%，同时我们在无害废物生产可循环利用方面我们达到了98%，也就是说我们接近了没有浪费的目标。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绿色运营，我在这方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是以数据来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在自己的生产当中我们尽可能地去采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2012年我们的全球在所有我们生产当中运营当中使用的能源当中有21%已经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是我们在清洁生产环节。

　　第二个方面就是环保材料，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明白，就是我们在生产零部件所有的配件和材料绝对是环保的，对人体无害的，我们戴尔公司对这方面也是有明确的承诺。还有另一方面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就是我们在产品的包装方面，实际上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也是为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戴尔公司针对这个包装材料我们有一个叫3C战略，也就是说Q体积，材料，还有一个是易回收，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尝试，使我们的包装材料体积尽可能缩小，使我们的材料尽可能环保，我们在2012年把所有的包装体积缩小程度降了12%，我们在所有的包装材料当中，可再生回收利用的材料占到了40%。

　　另外我们可以易回收的材料占到了75%，同时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新的应用，我们尝试用一些可生物降解的新材料，其中一个就是用竹子进行包装，还有一个是蘑菇，大家不要误会不是真正人吃的蘑菇，而是我们用一些农作物的废弃物经过一些化学的过程，通过种一些蘑菇菌让它自然地生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然产生了我们在包装产品当中的包装材料。

　　第三方面是我们在回收利用，戴尔公司也是第一家承诺免费回收我们自己产品的一个IT公司，我们在全球的78个国家针对个人用户家庭用户设立了免费回流你的废气旧电脑IT产品的服务，在38个国家有针对商业用户这种回收的服务。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数据，2012年我们在全球收购的废旧电脑设备达到了1.92亿，我们的目标是在2014年使我们的回收总量达到10亿镑。最后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作为一个IT企业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方面，我认为供应链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供应链方面，我们是在我们供应链合作当中也要求他们在生产的材料和环节当中要有关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新望：是不是做了一个供应链研究院。

　　张全胜：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我们戴尔公司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全球建立了第一家供应链研究院，这个也是设在中国。设立这个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希望戴尔公司在供应链方面的一些积累经验和好的做法跟国内的企业来分享。大家都知道戴尔的供应链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全球去年年初的一个数据可能有点稍微旧了，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支点有将近五十个这样的节点支持我们在全球180个国家中运营和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涉及到三个流，一个是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对这个供应链管理我们对这方面有一些心得和好的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研究院的成立能够跟国内的这些企业来分享，同时促进国内供应链的一个发展。我想这个意义背后跟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关系，我个人的理解是供应链管理的提升涉及到我们一个资源的利用和配置的一个优化，这也是对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分享一些我们的做法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谢谢！

　　新望：坐在旁边的是联合技术国际公司中国区总裁肖绍成先生，我想请教肖先生一个问题，我们联合技术国际公司在什么时候有了绿色发展的这样一个概念？同时什么时候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有请肖先生。

　　肖绍成：是这样的，我简单说一下UTC，我们的产品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跟楼宇建设有关的，包括空调、电梯，另外是跟航空航天有关的，包括发动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版块。从公司来看我们过去连续13年被道琼斯评为可持续发展指标公司，就是说从公司层面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建立这样一个理念，这是我们整个公司追求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在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年当中所生产的产品尽量做到节能和减耗降污。因为从节能角度可持续发展角度我们可以把产品分为大概几类，一个是生产的产品本身服务于环保节能可替代一类。另外一类是产品本身是耗能的，但是我在生产耗能和排污产品过程当中，怎么使产品做到好的耗能，尽量少的排污和废物利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我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电梯，大家知道电梯在上升的时候是用电能的，但是电梯在下降的时候有一个适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把它这个适能用于发电，存储到楼宇的蓄电设备里面，这种电梯叫二代电梯，使电梯在使用过程中的耗能大大地减少，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回到主持人刚才提的问题，作为公司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理念，然后要配合社会责任来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最后我想就是刚才提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作为跨国公司这方面的困难，我认为也一些是共通性的困难，比如说跨国公司我们的产品一般在全球销售60%到65%以上，我们遍布全球将近两百家生产厂家和服务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贯穿如一的节能降耗可持续的理念，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是有一些标准的误差的，所以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包括这次获奖的项目，我简单地回答到这儿。

　　新望：谢谢肖总！刚才是两位今天获奖的案例做了他们的企业的做法分享。前面我们段总讲到中国和世界差距的时候，谈到一个理念问题，不同的文化。我边上坐的范世涛博士是长期研究经济学说，研究体制问题，去年我们两个人还编了一套书叫中国经济学经典文学，我想请教一下范博士，您从你的研究当中看，怎么从体制上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战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政府怎么作出相应的改革？有请范博士。

　　范世涛：谢谢主持人！用一位我去年听到的一句话来回答，去年我听有一个保姆学校的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就是西北地区一个省的副省长到了保姆学校看望这里面正在培训的小保姆，说你看我还能为你们办什么事？就是意思老家有什么困难我能做什么，小保姆说了一句话，说把你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所以我想对于中国的体制问题或者是政府改革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可以用这位小保姆的话来回答，就是政府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里面大概有几层意思，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办别人的事，不要去办NGO、企业、市场能够去办的事，不要越位。第二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么你就不能缺位，也不要不到位，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两句话来说。

　　具体到可持续发展上，政府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说政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呢？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自身要解决这个打左灯向右转或者是打右灯向左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政府出台了非常好的战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战略。但是我们缺一个制度框架来支持它往这边转，所以一方面政府有好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个激励，激励的结果是大家都在争着去做投资，做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一些项目，而且他们确实得到了利润，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就和政府树立的目标出现了一个冲突。所以政府可能最核心的就是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才能够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想这里面一个就是要减少，首先要保证资源或者是投入品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转，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些大的项目到地方去投资，地方政府都会说我给你贷款信贷补贴，我给你多少土地，或者是用电上我可以怎么怎么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缺乏良好运转的投入品市场的话，这些资源的定价，资源的环境定价就低于市场或者是整个社会最优的价格。这种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的企业一定会去多投入这些投入品，不管是土地还是能源。

　　所以政府首先我想有一件事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能够把妨碍资源价格机制正常运转的体制要让它改掉。然后第二个我想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也要把他自己的比如说是可以提供的，而且也应该提供，因为企业做不了。比如说像环境的监管，环境的监管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软，非常软，虽然我们有环保部门，但实际上在面临地方GDP政绩压力的挑战下，环境的约束，地方政府官员找环保局的官员来谈话，说你看我们有一个大项目，能带来多少就业，带来多少GDP，你看是不是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话实质上这个问题政府已经越位了，就是说你应该做环境监管的事情，但是它变得非常非常地软，这样的政府也就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后可能才是提供一些补贴，或者是光伏反补贴反倾销我们面临诉讼，这个诉讼到底人家判的对不对呢？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跟一位无锡的朋友聊了天，他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他说有一家光伏企业给本地的政府上缴了十个亿的税，但是仅仅是地方政府给他的补贴就有三十个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企业确实是会有非常非常强的动力去扩大这方面的产能，补贴是一种辅助措施，它不能够代替整个方案的作用。

　　最后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提供空间，让公民，让NGO行动起来，让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力量多元化的力量能够全部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来。比如说可以把一些环保组织让他们通过登记注册就可以了，不要再像管过去的事业单位一样非常僵化的体制。谢谢！

　　新望：谢谢范博士！实际上您刚才的观点我想起来咱们八十年代就讲的两个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两个转变由粗犷转到集约，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据说从五十年代就有转变的说法，转变发展方式。好象前苏联也是六七十年代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是非常难。可能在我们的体制方面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障碍，非常地困难。前面两位跨国公司的老总讲了他们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实践经验，我想请钟先生对这方面是接触的比较多，我想请您对这两个案例做点点评。

　　钟宏武：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实践，我觉得秉承着集团公司的优势，就是理念很清晰，这个理念清晰我觉得中国企业好好学习的是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被动应付的事情，是一个跟企业经营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我觉得刚才两位跨国公司的高管讲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个商机，跟企业经营结合起来，做好了以后给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这一块中国企业在认识上是有差距的。第二个他们的很多项目还是很创新的，紧跟着一些时代的社会环境议题，比如说电梯，上楼就能用电，下楼就能发电，人能不能这样，如果那样的话，全世界几十亿人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很大的优势，把自己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第三个就是沟通宣传做得非常好，客观地讲，我们的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这个社会责任很难像两位侃侃而谈讲的这么清晰，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讲出来的东西就是讲不明白，有时候绕半天，越听越烦，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可能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地方。感触就是这几点。但是有几点建议，我觉得您讲的挺好的，好象信息披露不是非常好。跨国公司在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经过我们多年研究，就是在中国的本土社会环境信息披露是非常不足的，有很多都是故事，但是系统性的数据，系统性的管理制度措施还是很少能看到，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肯定有很好的体系要办成百年基业的公司，但是在中国做的时候还是需要系统的阐释。刚才肖先生讲的一句话非常好，就是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怎么保持各个国家企业分子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一项工作应该要做，保证在各个地方都做到透明运营。跟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做有效的沟通，这一点也是我们本土机构的一些期望和要求。谢谢！

　　新望：谢谢钟主任的点评。我想肖总接着钟主任的话，你们的一些做法，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理念和经验，你觉得对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借鉴的作用？在哪些方面甚至还可以对中国有所借鉴？比如说是提高企业产品的品质还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提高以后，淘汰一部分企业。我想请教肖先生。

　　肖绍成：我想是这样，中国目前来看我个人观察就是学术方面、政府方面的呼吁，口号，宣传做得是比较多相对来说。做得相对最差的是个人，如果你要从分三个层面来讲，学术、政府这一块基本上现在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企业相对来说有一些工作不是特别负责，因为整个环境不好，我个人认为做得最不好的是个人个体，比如说垃圾分类，街上自觉地少用耗能这些变成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做得比较差。再回过头来说企业，我个人来说企业一个就是在你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各个环节当中要注意节能要学习先进的理念。第二个还要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要积极地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比如说我们这次获奖，实际上我们是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研究院合作了一个叫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建设的这样一个研究，因为我们发现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国很多城市都要成为生态城市，赶潮流，但是生态城市是什么？怎么界定它？它有一套体系指标来科学地给它打分，所以这方面我们没有一些基础，所以我们就和城乡建设部和下面的研究院来讨论共同资助加上国际上的经验和其他城市的链接来帮助建立这个体系。所以回答您刚才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不光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自己的企业行为做好，同时要积极参与社会跟你的产品和利润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自觉地把这两方面做好了，我认为我们大的环境缺失又补充一大块。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每个人个人的行为，所有的个体都能把意识变成了动力，现在不是说去推广理念，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体都要动起来，如果都自觉地变成行为动作，我们大的环境就起来了。

　　新望：肖总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可持续发展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消费者或者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消费终端。我觉得今天讲的视野决定未来，我们现在就应该行动。我想请范博士您对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能源方面的战略在未来作为您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范世涛：我们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研究院是在李晓西院长的带领下，最近两年发布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报告，而且编制了指数，也协助一些地方政府咨询关于绿色发展方面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选择了设计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或者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就是关于能源问题。能源刚才有一位老师讲到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这个话我是赞同的，过去一些年，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核心问题，经常引用数据就是中国石油(601857,股吧)的对外依存度刚才查老师也讲了实际上从能源的供应来讲，比如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不是重要的，甚至都不生产石油，没有问题，发展得很好。很多人都说中国是个大国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其实纯粹地从能源的供应来讲，中国的煤能够用几百年，如果单纯仅仅是从能源的角度来讲，能源供应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可持续问题。因为中国能源里面两个最大的约束，一个是能源需求增长非常非常快，而且成了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第二是印度，它是比起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要差一大截。现在欧美的能源供应，尤其是美国的能源供应格局又发生变化，比如欧洲在可再生能源上取得很大的进展，然后美国是有一个一年期革命，过去美国是世界上能源最大的进口国，现在变成最大得输出国了，所以对地缘政治和全球能源市场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的能源实际上在一个全球化这样的世界里，OECD国家他们的能源需求已经稳定了，而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能源需求的主力，所以所有有关能源的可持续问题的一些讨论焦点的焦点就是中国，其次才是印度。所以这样的话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能源最大的一个问题。其次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很大问题。前一段时间我看新闻报道，美国已经关闭了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也就是煤电厂。而中国70%能源是依赖煤炭，这是最近三十多年中国能源结构一直是非常非常稳定，大头就是煤炭。而美国作为第二大煤炭储藏国，它已经把火电厂都关掉了，最后还是这个样子。最后就产生非常大的后果，能源需求增长快，能源结构依赖煤炭，结果就是碳排放超过了所有的国家。中国是碳排放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由能源需求的快速上涨和能源结构问题，导致的碳排放问题，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能源战略真正的约束条件就是可持续问题，怎么办？一个就是把这个需求降下来，降需求也就是要节能，首先是节约能源，怎么节约能源？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很多领域，各种形式的能源里面还有很多政府的补贴，这个恐怕是要去强调。只是一方面政府宣称要节能，一方面又给能源补贴，这政策本身是相互冲突的。还有一个是结构要相互调整，结构要更加多元化，所谓的多元化就是最核心最核心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煤的能源在能源供应里面的这个比例要想办法降下来，怎么降？恐怕还是要有些环境的政策和碳排放监管政策出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出台，大家还是继续会用煤，中国在国际争端里面还会是焦点的焦点。

　　当然最后就是在推动能源的多元化的时候，实际上你看不到欧洲和美国，他们主要是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包括液燃气创新或者是可再生能源的创新，我们不能再依靠几桶油这样一个垄断体制，好象他们的创新很大精力都是在说服政府上，通过它的垄断地位，而在创新上实际上是做得非常多的，所以打破垄断的格局还是蛮重要的。大体的想法是这样。谢谢！

　　文钊：谢谢范博士精彩的观点。我们两位社会责任研究的专家也是NGO组织的负责人，我们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合作，我们经济观察报希望得到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共同传播绿色经济，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感谢两位获奖案例的企业负责人，我们今天的对话环节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