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这么多机构想颁奖给王澍——当他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后，他们蜂拥而来。能推掉的，王澍尽量推掉，只是偶尔配合。

　　2012年10月，王澍去美国接受《华尔街日报》颁给他的“2012年全球创新人物奖”。

　　领奖的时候，他顺便去了一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地方他已去过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这回正在展览绘画上的中国园林，他看到了三十一幅文徵明画的拙政园中的八幅，和一张北宋时期佚名的园林大画，“难得一见”。

　　“每回出去旅行，心里都在滴血。”王澍对记者记者说：“好东西都留在国外了。”他自诩“后锋建筑师”想从这些传统绘画里探索未来。

　　王澍对“先锋”的定义是“跟着国外最新的潮流跑”：“但面对传统这个问题，包括国外有探索性的建筑师，都无从下手。我觉得后锋比先锋更有挑战性。"

　　别人忙着接项目、建地标的时候，王澍在工地上和工人们打了十年交道。

　　“找不到潮流的方向时，他们就要来看一看王澍在干什么。”王澍习惯了不着急，他清楚自己“在中国建筑界一直有个特殊的位置”，“当所有人都忙完了，想安安静静讨论点深度的东西时，就会找到我。”

　　普利兹克奖让他终于从各类质疑中抽离，转而身价倍增，不少地产商都希望能找来王澍设计，至少是“挂个名字”。

　　“这并不等于他不要钱，也不等于他抗拒商业设计。”许江对记者记者说。

　　王澍也做过商业建筑——杭州的“钱江时代”公寓。但大多数时候，王澍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推掉那些地产商：“我做不到像有些人，既能在赚钱的圈子里头混一圈，又跑回非赚钱的圈子里混一会儿。我没有这么高的智商。”

　　除了土特产，还有什么是纯中国的？

　　记者：你曾说北京、上海不是你心目中的中国，它们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的？

　　王澍：我们整个一百年的变革，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版本，还是共产主义的版本，都是西方模式。打造到现在，我觉得很成功，它基本上可以不叫中国了。当一个国家失去文化属性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扎根在文化里的基本的感觉和尊严。

　　记者：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有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王澍：有一句国外媒体的话，对我很刺激。它说，中国是在现代对世界文化没有贡献的国家。

　　日本也曾经过大量的现代化破坏，但总有一批人知道有些东西是要坚持的。坚持到现在，人们会说，这种汽车一看就是日本的。但英国的评论说，即使它能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汽车、电视、电冰箱，整个西方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对日本是不尊重的。只有当日本在时装、建筑、电影几个领域里获得国际性承认的时候，他们才获得了西方的尊重。因为你在现代文化里有贡献。反观中国，除了土特产，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哪类现代产品是中国的。

　　记者：你还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文化革命其实进行了一百年。

　　王澍：所有的为新而新、人和人之间基本礼仪情感的丧失，互不尊重、不信任，都是文化革命的结果，到现在还没消失。包括谎言和假话，如果给这个时代一个尖刻的定义，就是一个以谎言为主体的过度商业的时代。像商业广告，大家已经把它当成了常态，非常可怕。而光鲜的建筑，就类似于谎言。

　　我带儿子参加青少年机器人比赛。去了市里一个公共建筑，发现好奇怪，这么巨大光鲜的建筑，进入地下车库的道路是如此混乱，被很多隔离墩切割成像迷宫一样。它原来的设计是合理的，但在使用中没有足够的人力做日常维持。这么巨大的空间，他们从没想过这种奢侈的设计，需要管理和维护。这种造法，得有一百个“仆人”才能维持它的状态。只请一个“阿姨”，怎么维持？

　　记者：你曾批评过梁思成，批评的核心是什么？

　　王澍：梁思成其实是个对中国传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人。但他面对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却用治西方建筑史的方法来治中国建筑史。这方法对中国建筑的终结是有致命性的。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事实上西方建筑史的做法也不完全是那样。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你可以看到，治史的方法对现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监狱式建筑、医院式建筑

　　记者：象山校区选址的时候，你坚决拒绝大学城？

　　王澍：大学城这类聚落的原型，是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当时为了在短期内，快速解决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就需要一些模式，这类模式叫巨型监狱模式。他们从监狱建筑找到灵感，从而能够高密度、有效率地组织大量的人，又能保证他们的稳定和安全，不出事。

　　为了解决那么多人的集体生活，人们总要寻找这样的模式：监狱、医院、工厂、养鸡场、养猪场。

　　整个的现代主义建筑，都是以医院这样的地方做原型的：大玻璃、窗明几净、阳光灿烂，非常健康。我做的建筑都是有点脏的，但只有这类有点脏的东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

　　象山校区这个地方类似于村落，当然传统的中国村落建筑，没有这么大的。我在这么大的建筑面积下，把传统的感觉找回来，实际上是介乎城乡之间的实验。一方面，它为新城市建设，探索和我们传统生活方式有关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乡村建设，探索比较偏向于城市化方向的模式。我希望用它来弥补中国城乡建设分裂的问题。

　　记者：但是它对空间的要求非常大，而我们处于人口密集的状态。

　　王澍：它有点特殊。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抱怨，你为什么把房造得那么密？中国的大学，建筑和建筑间会拉好宽的距离。我们所有的建筑都沿着学校边界，按照国家规范允许的最近间距，高密度建造。然后留出中间的风景，风景的出现是以建筑的密度为代价的。反过来，密度很重要。传统城市的密度，都比现在的城市要大。你去老村落看，街道都很窄，建筑非常密集。不像现在，高楼大厦，中间有巨大的空间，绿化、种树。

　　这种模式，我称为郊区模式。经过西方建筑上百年的实验，被证明它形成不了城市的感觉。因为它缺乏密度后，就形不成基本的城市生活了，它更像某个城郊的睡城、居住地。你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累死你。在中国南方，暴日骄阳下，你会发现这样是没法生活的，就像迪拜，那没有办法步行的，因为太热了。除非你坐着有空调的汽车，从一个楼开到另外一个楼。

　　这类城市，我不认为它能叫做城市，我称之为反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