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的这句话，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乡愁”一词，第一次从柔软的文艺吟唱落到刚性理性的文件话语之中。

　　在一些地方，农村楼房崭新却“空心化”严重、城市拆旧建新无视山水景观和历史遗存、高楼广厦林立却“千城一面”……“乡愁”这把新标尺，如何打量和矫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误区”？如何对得起自然，对得起历史？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在两会前采访部分代表委员与专家学者。

　　崭新的楼，空虚的村

　　“一年四季常漂泊、十室九空留双亲。”记者一位微信名为“清风入怀”的好友返乡后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并配发了两张对比照片：一面是村中老旧衰败的祠堂，一面是耕地旁拔地而起的五层楼崭新民居。

　　“清风入怀”的老家位于福建闽西山区，是一个有着３００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他说：“平时村里除了老人、孩子和狗，几乎看不到一张青壮年的面孔，而春节一到，村道上竟然堵车了；带天井的老房子几乎没了，到处是焕然一新的火柴盒，却因为缺少规划而显得杂乱无章。”

　　“崭新的楼、空虚的村就是现在很多农村世界的现实，人被抽空了，房子再漂亮，乡村的灵魂也没有附着之地，放在今天的城乡关系背景上，‘乡愁’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在梁庄》一书的作者梁鸿说。

　　梁鸿说，“乡愁”不是抽象的怀旧情绪，而应该体现在乡村经济发展、民居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等具体的行动中，现在传统农村不管是物质载体还是文化制度都在逐渐涣散、消失，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同质化”倾向严重，这应该引起反思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修正。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奇说，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赶上楼，更不是要消灭村庄；不是把农民都迁到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才是解决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最佳途径。

　　刘奇认为，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如果把乡村全部改造为城镇，那就变成了“同性恋”，人类将无法繁衍。

　　“假古董”，载不动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

　　蔡冬青的老家福建石狮灵秀镇加曾寨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拆迁。因为要在此建设大型国际陆地港的开发计划，他家一座白石墙基、红砖赤瓦的６３岁闽南特色老宅面临不保。

　　在拆迁启动前，蔡冬青的嫂子金娜从北京赶回了福建，当夜凌晨，她发了条微博，配了张老宅的红墙蓝天图。一夜之间，微博被转发一万多次，随后几天更是有八万多名网友转发了微博，支持“留住老宅”。

　　蔡家老宅只是推土机下的普通牺牲品，近年来一些鼎鼎大名的文物古建在城市开发浪潮中亦朝不保夕：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维修性拆除”、重庆蒋介石行营遭“保护性拆除”、南京市文保单位“张治中公馆”摇身变为叫价６０００多万元的商品豪宅……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３０年来有４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半数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而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去年１０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１６％的家庭在最近一波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古城卫士”阮仪三表示，现在许多历史名城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中，守不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急功近利，导致许多美好的环境消失，像拥有山水甲天下美名的桂林古城里，已是高楼甲山水了。

　　一方面大量承载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文物古建破坏严重，一方面一些地方却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全新的“假古董”。城建专家、《城记》一书作者王军对此痛陈弊端：有的重建方虽然重视工程质量，强调老工艺的运用，但无详细的测绘资料为依据；重建方所依据的老照片是零星的、不完整的，无法保障重建工程的准确性；重建活动以房地产开发方式运作，大规模拆房迁民，完全排斥了民众的参与；重建后收取高额门票，高度商业化。

　　王军举例说，２００６年启动的北京前门地区改造工程，将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居民悉数迁走，由开发企业大造仿古建筑，不但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还摧毁了这一地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使商业陷入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