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房市反弹过程中出现小户型热，并非空穴来风。2012年第二季度，美国楼市还处于泡沫崩解后的谷底，许多地区的房价，仍然缩水30%，波士顿市中心连体式公寓的中等售价，却打破了2008年的历史纪录。波士顿地区住房的租金，也在上涨。近郊的房价也出现强劲反弹，远郊依然了无生机。

　　这一格局，给“新都市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有力支持：汽车社会是不可持续的，经历油价暴涨后，人们觉得到远郊居住得不偿失，重新向城市中心汇聚。这并非政府的顶层设计，而符合哈耶克所谓的自发成长，只是公共政策、城市规划要为自发成长服务。

　　波士顿有着哈佛、MIT等一系列名校，不仅是大学城，也是科技、医药、金融的中心，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之一。即使在房市崩溃最为摧枯拉朽的时刻，波士顿市内房价跌幅也非常有限。但高房价也成为发展的障碍，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承受不了房价而迁出的问题一直使政府和社会充满危机感。

　　中国近几年关于楼市的公共辩论中出现过一种论调，即高房价提高城市的准入门槛，保障了人口素质，城市才能繁荣。美国城市规划的主流思路则几乎相反。早在1961年，简·雅各布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生与死》，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建筑和规划学院学生必读的经典。雅各布反对城市大规模的开发工程，特别反对推倒密集的破落地区，代之以低密度的豪华建筑。在她看来，城市的生命力来自于高密度和多元性，能够把三教九流吸引到一起互相碰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城市会慢慢死亡。那么，城市靠什么保持海纳百川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保有一些低成本地区，让那些兜里没钱的人，特别是创意十足的年轻人，从事各种试验性的活动。一些破败的老城区，恰恰为这些创造阶层提供了低成本的空间，即使创业失败，也不会导致财政上的灾难。而拆迁破败的老城区，代之以豪华建筑，创业成本陡然提高，以至于大多数人裹足不前，最终导致城市的衰落。

　　美国人看重创新经济，并不把富人当作经济的主动力。不错，富人往往相当能干，也会为发展提供资本。但是，他们的财富只说明过去的业绩，他们成功以后，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吃老本。真正有创造力的，是那些还处于“进行时态”的未来富人、那些吃着方便面干活儿的蜗居蚁族。生活的矛盾在于，这些创造力处于顶峰的年轻人，往往囊中羞涩，乔布斯当年就是到处捡易拉罐、到教堂吃慈善晚餐。一个城市能否给这些人提供低成本的立足之地，成为竞争力的关键。

　　当今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中，三分之二是借钱上学。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低估的，因为没有包括借贷的家长。在借贷的毕业生中，2011年平均负债额是23300美元，其中10%负债额达54000美元，3%超过10万美元。大学生的起薪一般都比较低，除了支付社安、医保等等费用，要偿还学费，收入高的还要支付不少税款（单身者税率往往较高），租房的钱就不多了。另外，年轻人单身比率高，喜欢社交，市中心就成了他们的汇聚地。单身生活漂泊不定，年轻人很少有买房的欲求，回家只是睡个觉，租一间斗室足矣。许多在波士顿金融区和科技区上班的年轻人，拥有硕士学位，年薪高达6位数，但还是喜欢到市中心蜗居。

　　对于这些人，30平米的房子足够，但出门要有酒吧、餐馆、影院等文化设施和自己上班的公司。而步行空间，能够创造更多的人际互动，也十分重要。

　　可是如今的波士顿，已经很难像雅各布说的那样利用旧建筑发展廉价空间。老城区多是三四层的旧式石头房，一小套动辄百万美元以上，是房价最高的地方，周围高层见缝插针。海港码头一带，过去被高速公路体系和市中心隔开，发展一度滞后，颇为空旷，但有临海的景观，最近几年开发甚热，很多财大气粗的公司迁入。在这样高速的发展中，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建设一批廉价的小户型，地皮马上会被各路豪强占据。因此，微型公寓计划成为政府鼓励开发的重点，以保证城市的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