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三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京津冀国土面积约占全国2%，人口占全国的7.98%，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作为我国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破解生态环境这个“短板”，以绿色引领，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先行先试，在生态一体化上率先取得突破。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近一年来，京津冀在生态一体化方面取得一些可喜成绩，探索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未来深入推进生态一体化建设，应以共建共享为驱动力，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服务，让人民共享更多的绿色福利，建设美丽京津冀。

　　首先，京津冀率先落实“四统一”的协同治理机制。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同时，三地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也不完善，仍然存在各自为政、部门分割的问题，尚未真正建立行之有效的京津冀生态一体化的协同治理的机制。京津冀三地要跳出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用整体的、联系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一张图（统一规划）、一条线（生态红线）和一本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目前，现在京津冀地区环保标准不完全一致，如，河北省钢铁生产是严于国家标准的，尤其是对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都实行国家特别排放标准，但有些地区并非如此。由于标准高低不一样，对区域的企业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如果没有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执法，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生态环境治理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APEC蓝”经验表明，应把以前只有在重大活动期间才实行的跨区域联合执法、交叉执法逐渐常态化和规范化。因此，当前，京津冀三地迫切需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执法的“四统一”要求，促进生态一体化步伐。需要建立健全京津冀三地生态一体化联盟机制机构，生态环境治理防治联防联控，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统一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统一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统一划定生态红线，明确生态环境布局，配套产业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等。

　　其次，健全完善多元、公平的生态补偿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处于“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上游地区负担、下游地区受益”的不合理局面，缺乏必要的、公平公正的生态补偿措施，特别是在京津冀地区也不例外，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消除环京津“贫困带”32个贫困县的困难。如，河北通过“稻改旱”、生态水源保护林等项目，每年河北向京津地区输送了大量优质水资源，如官厅水库96%的水源和密云水库46%的水源来自张家口，虽然北京和河北建立了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但是总体上来说生态补偿还是严重偏低。30多年前，“引滦入津”让天津人民结束了喝苦咸水的历史，但是，目前在“引滦入津”工程的起点潘家口水库，留守在库区的几万渔民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承德担负着京津冀水源涵养功的战略使命定位，为维护京津地区生态安全付出很多牺牲很多，可是目前承德还有多个环北京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因此，北京、天津要加大对河北的生态补偿力度，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的形式，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可比照和借鉴援藏、援疆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不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行必要的输血，而且更要形成造血机能，要将国家重大生态项目和新兴产业项目向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倾斜，鼓励发展旅游、教育、健康、大数据、云计算等绿色产业。

　　第三，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创建行动。京津冀生态一体化，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抓手，一要协同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要协同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京津冀协同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开展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三要协同实施自然资本保值增值行动，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统一的确权登记系统，建立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等。四要协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风尚。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落实全面节约，反对过度消费行动，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