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型城镇化需“返璞归真”

2016-03-28 08:53:14    作者:倪鹏飞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浏览次数:

  中央近两年来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既是尊重规律与回归常态的城镇化新战略与新政策,更是返璞归真与螺旋式上升的城市化新思想与新理论。新型城镇化是迈入城镇化的新常态,更是回归城市化的正常态。

  传统城镇化是对古典城市化的叛逆和背离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开始不断提升,基于城市化的巨大意义、人口及空间大国的国情,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城市病”等问题,国家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用特色城镇化取代经典的城市化。目的是为了通过发展小城镇,减轻大城市的负担,避免大城市病,进而联系并带动广大农村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1978年-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

  但是,过去的城镇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目标,以外向型工业化为中心动力,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土地为主要内容,以规模扩张作为发展方式,以物质资本大量投入为驱动要素,已不可持续。正如在文字上将“市”改掉一样,它在实际中要么只强调了城,要么是城与市分离。这样,不但没有实现克服城市病和带动农村发展的目标,还由于其偏离了城市化的合理轨迹,给中国城市与乡村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第一,只化地:土地过度城市化。城镇建成区面积是描述土地城市化的重要指标。1981年中国建成区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2012年为45566平方公里,增幅512.63%,即新增建成区面积是原来的5倍。相应的城市密度从1978年的每平方公里2.32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每平方公里1.56万人,每平方公里净下降0.756万人,土地城市化严重过度。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既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

  第二,不化人:人口不完全城市化。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比较,可以反映人口城市化的状况。1978年城镇人口(常住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17.92%;到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2.7%,但是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的城市户籍人口仅仅达到36.2% ,2012年仅接近为1978年的2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增幅为193.3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增幅为96.93%,2012年不到1978年的1倍。人口不仅存在半城市化,与超过4倍的土地城市化相比,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

  第三,只化城:出现大量“空城”。空城是一些地方的政府追逐不正确的政绩观,仅仅注重建设城市表面的基础设施,受土地财政的驱使,与追逐开发利润的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一味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开发。2014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全国超过70座通高铁的新城沦为空城。2015年,作者在东北某城市调研时也发现,在其人口处于下降状态的情况下,该市同时在原城市的东西南北各开发了一个新城,导致建成的新城成了空城,没建好的新城出现停工和烂尾。

  第四,不化市:出现大量“鬼城”。 2014年,某市场化研究机构根据住建部的占用地标准——每1平方公里建成区容纳1万人口。设定城区人口每平方公里低于5000人,且短期内难以超过5000人的,作为问题“城”的临界值,发现目前许多城市处在临界值以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城、鬼城等问题。如果考虑一个城市里的不同区域,应该有更多城市存在着区域性的空城和鬼城现象。比较严重的有:二连浩特、钦州、拉萨、嘉峪关、井冈山、威海、锡林浩特、嘉兴、石嘴山、三亚。

  第五,政府化:政府主导城市化。政府代替作为市场供给主体的企业和需求主体的家庭进行资源配置,政府控制土地和资金供给需求与价格,控制着劳动力的流动与价格及其公共服务。一方面,政府垄断土地进行直接经营,通过卖地和造城获取土地收益;另一方面,不愿给进城后为城市做出税收贡献的居民提供必须的公共服务。由此,导致人口半城市化、土地过度城市化以及大量空城、鬼城出现。

  第六,不同化:出现大量的“病城”。首先,整体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速度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即“化城”与“化市”赶不上“化人”,也将带来“城市病”。其次,城市居民在空间上的职住过度分离也将导致“城市病”。一些城市在某些区域只注重居住功能,建成规模巨大的居住区,忽略产业交易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 “睡城”;在另一些区域只注重产业功能,没有居住区的规划和建设。职住分离导致城市人口在不同区域潮汐性流动。最后,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差异分布,导致人口向大城市过度聚集,带来“大城市病”。

编辑:w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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