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花园城市的典范

　　花园城市的雏形来自1817年由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率先提出的“新协和村”(Village of Harmony)。随即而来的工业化浪潮在给经济带来跳跃式大发展的同时，城市恶性膨胀，自然遭受到前所未有毁坏，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30～1928)于1898年针对性地提出了“花园城市”的理论，宗旨是使城市既有活力与效能，又有洁净美丽的景色。他设计的“花园城市”的模式图是一个由核心、六条放射线和几个圈层组合的放射状同心圆结构，每个圈层由中心向外分别是：绿地、市政设施、商业服务区、居住区和外围绿化带，然后在一定的距离外配置工业区。整个城区占地面积为2400公顷，被绿带网分割成6个城市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定的人口容量限制。新增人口再沿着放射线在母城外面新设卫星城。霍化德花园城市是人类对城市模式的美好理想，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把“花园城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根据霍华德的理论，第一、第二个花园城市分别在英国的莱奇华斯(Letchworth)与韦林(Welwyn)进行了建造，但并不十分成功。而堪培拉是最接近霍华德理论的花园城市，她位于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内，距悉尼约320公里。南北长80公里，宽30公里，总面积为2432平方公里，海拔550米，人口约30万。1788年澳大利亚建国以后，墨尔本曾作为国家的首都，而悉尼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建都于墨尔本还是悉尼，成为长期争议的焦点。1901年，澳大利亚殖民者决定成立联邦政府，当时的这两个主要州府城市悉尼和墨尔本的议员为了在联邦中的地位争执不下，后经国会讨论，于1903年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在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之间的蓝山脚下新建国都。在1913年3月12日，城市被正式命名为“堪培拉”；名字来源于当地土著语。

　　澳洲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新都设计方案，1912年，在137个方案中，年仅36岁的美国建筑师沃尔特·贝理·格里芬(Walter·Burley Griffin,1876-1937)的“花园城市”方案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格里芬是伊利诺斯州大学建筑学学士，曾经与美国著名的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9～1959)同事。但赖特轻视格里芬，格里芬与之关系破裂。后来他接受著名风景师西蒙德斯(O.C.Simonds)的建议，开始注意在设计中更加突出园林景观，这也是后来他的方案能被选中的重要原因。在格里芬的设计方案中，他大胆地提出了建造了一座和自然融洽的城市构思：整个堪培拉市以国会山为中心，建造放射型的城市街道，每一街道指向组成澳大利亚的所有州区，高耸的国会大厦象征权力中心，又代表全国的心脏。这一设计赢得了澳大利亚举国一致的赞许，并获得了联合国城市设计金奖。整个首都建设工程历时长久，1927年才举行开工典礼，而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延缓了建设速度，国会大厦前的中心湖到1963年才建好，而新国会大厦直到1988年才建成，澳洲人为纪念格里芬的贡献，以他命名了这个人工湖。堪培拉的建设者还有一点高明之处是他们善于预见城市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比如，他们为了控制市区规模，根据霍华德的规划理论，新建了4个卫星城市。同时，根据城市人口、年龄的发展变化统计出每年达到婚育年龄人数、儿童入托数、需要进养老院人数，从而确定要盖多少住宅、托儿所和养老院，真正做到了有序规划。

　　通过堪培拉地图，很容易就找到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元素：核心、放射线、同心圆、扇区等。整个城市以首都山上山峰为圆心，15公里为半径，从北向东往南顺时针方向的环城路为一个半圆弧线，再以南北两条宽阔的国道联邦大街(Commonwealth Avenue)与国王大街(Kings Avenue)为边，构成一个扇形。扇形内有宽而直的市道使扇形区分成若干块几何图案，这每块图案便是整齐的街区。街区内又有许多的道路纵横交错，最窄的小巷也为双车道，车辆可以开到每家门口。格里芬湖(Griffin Lake)位于堪培拉的市中心，像一条天蓝色的丝巾围在堪培拉的颈项上，把堪培拉分成南北两半，而横跨南北的联邦桥和国王桥又把这两半紧扣一起。以湖为界，南边是政府的机关区，北边为商贸市场区，东边系科教文卫区，西边乃居民住宅区，这种布局既协调合理，又方便舒适，做到了形式美与功能全的有机统一。

　　格里芬利用堪培拉的地形，把城市建设和园林建设融为一体，在设计城市时对山水与视线的把握与中国传统园林的布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典园林里，皇家园林讲究中轴对称与主体升高，私家园林则通常是以水池为中心环绕布置建筑，同时注意借景与对景。格里芬以首都山、黑山、城市山、安斯利山为最高点来布局整个城市且互为借景。其中最华美壮观的一条轴线的首都山与安斯利山之间，顺序排列了新议会大厦、旧议会大厦、金斯公园、战争纪念馆等标志性建筑，气势恢弘。因城市中无大型湖泊，1964年截取莫朗格洛河(Molonglo)，人工建造了格里芬湖，湖岸周长35公里，面积704公顷，形态自然，看上去浑然天成。湖是全市的布局中心坐标，她为堪培拉优美的环境奠定了基础，使山与城市生动起来，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均绕湖而建，其中包括国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最高法院、首都展览馆、国立大学、澳洲科学院等，它们像珍珠散落在青山绿水间。湖岸的联邦公园(Commonwealth Park)建有库克船长纪念喷泉(Captain Cook Memorial Water Jet)，它从湖底喷出的水柱有140米之高。

　　堪培拉特别重视大面积造林，建市70年来，人工种植并成活的树木达1200多万株。但其中也存在树种单调的问题，由于约80%的树木均为树叶含油量高的桉树，极易引发森林大火，今年1月份的森林大火差点毁掉堪培拉。

　　堪培拉人对树木情有独钟，每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用在种树栽花上，不少人达到专业水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娱乐，并非额外负担。这里的居民住宅几乎都是前有庭院后有园地的别墅式独立平房或二层小楼。政府又规定任何房屋不得有围墙，新住宅由政府赠送本地树苗，就是各国驻澳的使馆也要按章办事，违者必受重罚。于是家家户户在门前种植各类花灌木作为象征性的围篱，在前庭后园里布满奇花异草。每座住宅便都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无数的小小花园和市区内星罗棋布的大中公园(堪培拉市区内大中小公园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20%)，汇成了一个全市大花园。公园内、街道上林木浓荫蔽日，袋鼠、鸸鹋等奇禽异兽旁若无人地嬉戏，汇成了一座既有现代城市功能又有古朴田园风光的“花园之都”。市内还兴建一个近4千亩的大型植物园，连同建市时有意留下来的大片天然森林，绿化地带占全市总面积的近60%。人均占有绿地70平方米。比世界著名风光城市日内瓦还高出2倍，仅比波兰首都华沙少8平方米，居世界第二位。站在安斯利山俯视全城，满眼皆绿，建筑掩映在森林与湖泊之中，丝毫没有人们习惯中首都的形象，更像一座森林公园。

　　在堪培拉建城70年后的今天，人们越发感到霍华德理论与格里芬设计方案的可贵，因为当今世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而堪培拉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在百年前就能预见到这个问题，并在设计方案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而更值得钦佩的是澳大利亚的法治：从城市规划的征集制订到城市建设的具体实施，其间经历了近一百个年头，政党的更迭，人事的变迁，特别是战争的侵扰，都没有影响规划的严肃执行。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治保证，堪培拉，这个花园城市由规划成为现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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