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曾显赫一时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渐渐衰落了。终于到1955年，被一座也曾经红极一时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展览馆）所取代。从此，哈同花园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

　　哈同花园，首先须说哈同（1849～1931）其人。哈同，犹太人，全名叫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欧司·爱·哈同。到了上海滩，为迎合中国文化，自取别名“明智居士”。哈同出生在巴格达，他排行第三，后来跟随其父经商到印度的孟买，并入英国籍。哈同于1872年到香港，第二年便登陆上海滩。当时他几乎身无分文，成了个穷光蛋。因为他的舅父认得老沙逊，因此就进了沙逊洋行做看门的，后来又任“跑街”（专在外面办货、收帐或联系业务的人）等职。由于他聪明勤奋，所以到了1869年（清同治八年）便任新沙逊洋行大班（经理）兼营房地产部业务。他继续努力，毫不懈怠，所以深得上司的信赖。但从这时起，他便通过放高利贷的形式，开始涉足房地产业了。

　　哈同于1886年与上海的一位女子罗迦陵（原名俪穗）结婚。罗是一个法中混血儿，自幼文秀聪慧，喜爱文学，后来哈同花园命名“爱俪园”，正是此“俪”，加上哈同自己名字中的“爱”组合而成。

　　1881年后，哈同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后来又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他的名气在上海滩一天天响起来了，而且从此也开始财运亨通。终于到了1901年，哈同自以为时机已成熟，所以就独自经营，成立“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上海近代有许多的里弄房子，都是他所经营的。当然，在此期间他也不放过其他行当，如鸦片生意，也给他带来巨利。

　　有了钱，就要化钱享用，所以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哈同便购地筹划建造花园。此园位于静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规模甚大，面积达300亩。此园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建成，曾被人们称之为“海上大观园”。

　　哈同花园真可谓“大观园”，其中亭台楼阁、山石池水、奇花异木不计其数，相传有八十三景之多。建筑及其他设施，形式可真谓丰富多采，更是中西杂揉，例如，引泉桥的栏杆是用西式铸铁花洛可可式，桥身花纹则是水泥粉刷的；侯秋吟馆是日本式建筑，但在居室四周却绕有阳台，为殖民地式；听风亭的屋顶是中国宫廷式的，但其柱头却是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涵虚楼仿江南园林中的楼阁形式，边上长廊有漏窗、美人靠栏杆；天演界戏台则精雕细刻，仿中国传统厅堂形式。在园内还兴办学校，聘请名人雅士，收藏文物，出版书刊。哈同还在园内宴请军政工商各界，召开赈济救灾大会，甚至为革命党人聚会借一席之地，给清代遗老避居以僻静之室，使这里又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场所。当时冯国璋（1857～1919）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六年9月，首次发给哈同一枚“四等嘉禾章”。徐世昌（1855～1939）任大总统期间，给他颁发一枚“三等文虎章”、二枚“二等嘉禾章”，一枚“三等嘉禾章”，一枚“慈惠章”。总计他在1917年至1924年间，共获得北洋政府所颁发的奖章12枚，还有勋位三个。被当时政府誉为“器宇恢宏，才识卓超”，真可谓不可一世。

　　在哈同花园内，雇佣大批园丁，还有成衣匠、理发师、司机、厨师、佣人、丫头、太监、和尚、尼姑等，最多时达200多人。由于哈同没有亲生子女，所以收养了许多养子养女，有洋人也有华人，如养子乔治·哈同、养女罗馥贞。这些子女都居住在花园中过着享乐生活，如同小姐、少爷那样。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之父庄惕深曾在园中“苍圣明智”学堂任教，为罗迦陵所赏识，遂由哈同夫妇作主，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他。

　　哈同于1931年6月19日病逝于上海。逝世时财产不计其数，其不动产有：土地近450亩，在沪房屋达800余幢，其中包括住房500余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等。还有动产、金银珠宝、古画、墨迹、雕刻等文物不计其数，据英国领事署估算，其总价值达400万英镑以上。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用在哈同头上太合适了。

　　哈同夫人罗迦陵于1941年去世，如上所说，他们夫妇无亲生子女，但有不少养子养女，由于人多，财产一时分不均（有“哈同遗产案”），正值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日军却获巨利，而且还将这座花园作为兵营，毁坏甚多。后来又遭火灾，真是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后，此园已彻底衰落了。数年后更荒芜不堪，只剩下断垣残壁，几乎成一堆废墟。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建“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建成），从此这座上海近代最大的园林已无踪影，只留下一些照片和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