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动工兴建、1958年落成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由我国杰出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主持设计的。这一点，想必尽人皆知；至于他的助手、如今新中国的建筑大师吴良镛也参与了有关设计方案的讨论，或许鲜为人知。当时，30多岁的吴良镛已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委员、国庆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顾问。

　　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

　　积淀着东方文化的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无比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被中国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誉为“卓越的纪念物”和“一个文明的顶峰”。然而，今天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之间经常发生着矛盾，如何解决矛盾成为很多人潜力钻研的问题。在这方面，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与设计专家吴良镛在开创着古城更新的新途径。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居住着200多户居民。这条胡同的危旧房改建小区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谁会想到，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吴良镛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保留了北京传统的旧四合院和粗壮的古树。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建筑精美、园林秀丽、居住方便，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美。当时，菊儿胡同眼看就要被拆去了。”

　　其实，吴老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建筑设计了，已经囊括进城市设计的这个含义。当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大拆大改差不多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吴良镛提出一个“有机更新”的思想，“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旧城的改造与更新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传统的城市布局如何适应变化的生活方式，更新的城市面貌如何符合原有的城市机理，对于建筑师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解决的问题。北京菊儿胡同的整建便是这样一种探索。它体现了旧城整治中“有机更新”的思想，其“新四合院”的住宅体系，使新建筑服从历史城市的机理，倡导了一种既与传统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的清新又简朴的风貌，被公认为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及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建筑师应是人民的建筑师

　　作为我国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学术带头人吴良镛，《亚洲建筑师》一书称他为“人民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他为“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中国政府鉴于他半个世纪以来在科技及教育领域中的辛勤工作与卓越成就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或许人们更不会想到，吴良镛原本没想过选择建筑或者城市规划这个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那是一个考大学考完最后一门科目之后的一个午后，他还在睡午觉。那时，日本飞机轰炸了合川，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给烧了。他在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大火已经烧了两天，城市里很大一部分危垣残壁。“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当时就想要把城市重新建好。”回首起那不堪忆及的场景，吴老的双眼湿润了。

　　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立志战后重建家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思成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他兴奋地告诉吴良镛，清华大学批准办建筑系了，问他是否愿参加建系工作。从此，吴良镛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建筑教育生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良镛所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育道路，被国内国际公认为是重要的贡献。

　　正是在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很快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教育事业上的开拓者之一。1948年，梁思成推荐他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在其指导下深造，第二年便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事业已成的吴良镛，今天依然忘不了恩师的教诲。

　　正当他在美国建筑界初露锋芒之时，吴良镛的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的手里：“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1950年年底，吴良镛冲破阻挠，毅然绕道归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的这番人生抉择，与1947年的梁思成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回国后，他主持清华大学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第二年起历任系副主任、主任，开始全面推进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筑教育、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1959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61岁时，吴良镛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一次次开始学术道路上的新长征。人生最美夕阳红，他积极推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有许多已在专业实践、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建筑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以身作则，教育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

　　把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

　　1999年6月23日上午，国际建协第20届建筑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吴良镛作为本次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建筑师以“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为题向大会作主旨报告。在报告中，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不仅仅是将什么样的物质环境、城市与建筑、园林作品等交留给子孙，还要（也许更为重要）将百年来乃至几千年以来，从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到默默无闻的工匠为人类造福的理想、为广大人民改善生活减轻疾苦的精神流传给后代，将建筑事业中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留给他们参考。”

　　大会通过了吴良镛教授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成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今天所盖的房子数量特多，规模很大，所以现在不是盖房子，现在是在盖城市，必须具备城市设计的观念。”吴良镛在建筑学理论上就当前城市发展提出了“大城市”的概念，“建筑师仍要认真研究城市环境，这个环境不只是人工环境，也不只是自然环境，应当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他在2000年3月12日首次提出了“大北京地区”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把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划统筹进行研究，通过合理的布局与建设，促进京津冀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

　　读万卷书谋万家居

　　建筑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它既不同于风景画，更不同于山水画，是以建筑为构图焦点、以表现建筑形体为目的、聚结构与神韵为一体的美术作品。“建筑画是表达建筑设计者意象的画，是建筑工作者的特殊语言，以画代言，以形示意。当然，它既要表现出完美的艺术性，又要表现出建筑物的时代性和建筑的内涵，更要表现出建筑物的功能性。”关于建筑画，吴良镛道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画古代建筑，这些画不是考古学上的复原图，而是加进了对未来建筑的许多构想，是情感和理智的再创作。”

　　50多年前，吴良镛初给梁思成当助手时，帮梁先生画佛光寺的插图，画到檐下斗拱，他随便勾了几笔，梁先生看了笑着对他说“把你考着了”，并为他动手改图。“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因为它告诉我———严谨、不苟且，这是建筑画的第一要义。梁先生略加改画，立见精神，形象准确，使我惊叹不已。真的，即使是草图，寥寥数笔，也应力求做到大致不差。”吴良镛自感荣幸，从事建筑学工作期间受到了国内多位顶级大师的言传身教，“四十年代初到中央大学也曾受到过业师李健晨、杨廷宝教授等的教育，我国杰出的建筑大师童也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完整地欣赏到童老的作品是在八十年代初。他的画构图精美，信手摘来皆可入画，用笔奔放，或走笔疾书，或淋漓尽致，或枯涩有力。”其实，吴良镛本人的建筑画也不乏铿锵有声，于细微处又若游丝延绵，水分干湿有方。作画时，随题材与潇洒自如，引人随之步入画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建筑大师吴良镛的座右铭。他的书有三多：精美画册多、艺术丛书多、建筑设计图册多。书房、客厅、卧室都有一面通体书墙，每层搁板能自由调节以适合不同尺寸的画册。书桌、茶几设计得线条流畅，简洁明快，让人能心无旁骛地享受读书乐趣。

　　如果说画是吴老灵感的再现，书是吴老知识的积累，那么可以说建筑物是吴老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学识才干设计的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往往吸取了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精髓，为己所用，又不落窠臼，超脱前人。他参与方案设计的国家图书馆，建筑艺术创作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典籍丰富的特点，主体建筑布局对称，构图严谨，格调典雅。中心高达63．6米的塔形书库楼巍然屹立，标志性强，环绕低层阅览楼，轮廓高低错落。蓝玻璃瓦顶、淡灰色外墙砖、汉白玉栏杆、古铜色铝合金窗，这一切在绿荫的衬托下，渲染出有如古代书院的清新高雅的气氛。室内以表现中国辉煌文化的壁画、浮雕处理，文化气息浓郁。

　　在某种意义上讲，吴良镛更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他致力于建筑学、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他曾参照西方城市发展过程，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