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冯国楣   

     生活新报：“杜鹃花爱人”、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冯国楣在昆逝世

　　“是的，我非常、非常爱杜鹃：它开花早，2月即起动花信；花期长，高山地区11月还有附生杜鹃盛开。你想想看：盛开时，在绿海中那样铺霞织锦，是何等壮丽、迷人!”

　　“我们终于在高黎贡山找到了珍贵的大树杜鹃!它是1919年被英国人砍倒、运走的。我做了一辈子的梦，一定要找到大树杜鹃，终于在我64岁时实现了这个梦想!”

　　2007年7月27日，冯国楣，这位将杜鹃花当作爱人的植物学泰斗带着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在昆明离开了人世，享年90岁。

　　学生：他是我一生的恩师

　　张长芹是冯国楣的下属，1983年被调到冯国楣的研究组，在一起工作的7年里，两人相处产生了有如父女一般的亲情，冯国楣退休后，她也经常去看望老人。“虽是领导，可他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我心里，他是我一生铭记的恩师。”斯人已逝，回忆起这位把自己领进杜鹃花科研大门的老者，张长芹不禁红了眼眶。

　　　娇气被他磨完了

　　张长芹被调到杜鹃组后，和冯国楣一起作野外植物调查，当时冯国楣任组长，经常带着组员一起进入深山老林采集标本，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冯老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近乎苛刻，根本不把我当作女孩子看。”现已是博士生导师的张长芹回忆，在野外，冯老并不因为她是女孩子就事事迁就她，为了防止野兽，她身上随时都背着一把大砍刀和匕首，白天搞科研、晚上住窝棚。就是跟冯国楣的这些工作经历，完全把她的娇气给磨没了，以至于后来到下到农村，农民们一眼就看出张长芹能吃苦，这时她就会开玩笑说，只要一喊苦，准会被冯老给骂死。

　　工作中要是碰到陌生的植物，冯国楣不会直接告诉她是什么种属，而是让她自己去查资料，实在查不到才教导，而且只说一遍，要是忘了再去问就会被骂，一点都不留脸面。为了不挨骂，张长芹硬着头皮都要把晦涩难懂的拉丁文给记下来，次数多了，自己的植物知识和拉丁文也日渐增长，后来她才明白，冯国楣了解她自尊心强的特点，故意用激将法来教导她。

　　猜对植物请吃饭

　　有一次，因为研究需要，张长芹申请了20元的费用购买塑料膜，花去18元后，张长芹打电话告诉冯国楣还有2元的余款，说等自己把工作做完后再还回去，谁知冯老不答应，非让她立刻把钱还回所上再接着工作，理由就是怕张长芹工作忙给忘了，“一分钱都不能浪费，冯老就是这样的人”。张长芹说，科研中，两人经常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又都是直性子，所以经常发生争论，一次冯老急了，说研究组不要张长芹了，让她走，张长芹委屈得躲在办公室里哭。事后冯国楣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亲自找到她，向她道歉，这让张长芹很感动，也更敬重他了。

　　虽然严厉，可冯老也有乐观幽默的一面，张长芹说有次去文山采集杜鹃花标本，天下着小雨，泥土又滑，眼看着前面有道陡坡，还没等组员喊出小心，冯国楣就摔了下去，当时大家都吓坏了，还没等回过神来，就听见冯国楣哈哈大笑的声音，大家才放心。有时碰到少见的植物，冯国楣就会让大家猜是什么，要是答对了就请大伙吃饭，一次都不食言，给枯燥的科研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先做人，后做事”

　　1989年冯国楣退休，他将自己的杜鹃组交给了张长芹，工作中遇到困难，张长芹都会去向他请教，从认识到后来的相处，两人的情感已经从开始的同事、领导、恩师升华为父女般的亲情，“没有冯老就没有我，是他领着我一路走来，把我从对杜鹃花一窍不通变成能带人研究，他是我一辈子的恩师。”1937年冯国楣就在丽江搞起了植物研究站，可后来战乱就没能做下去，这是他心上一直挂着的事。为了回报恩情，张长芹后来去英国进修，便和相关的植物学家商量重建丽江高山植物园，并在1999年开始实施工程，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冯国楣时，老人流泪了，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冯老虽然走了，可一闭上眼睛，他的音容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继承了他的衣钵，今后要更好地杜鹃花科研项目搞好，才算对得起他老人家。”工作中，张长芹经常用冯老常说的一句话来教导学生，那就是“先做人，后做事”，对她而言，冯国楣对科学的严谨和孜孜以求，以及做人的踏实低调是留给自己一生的财富。

　　朋友：佩服冯老的自学成才

　　记者按照预约的时间拨通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周俊的电话，传来的第一句就是“和冯老共事40多年，工作上他真的没话说。”作为同样热爱植物研究的科学家，周俊和冯国楣有过多次合作，共同出版了《橡子》等书籍及众多论文，两人交情深厚，在周俊眼里，冯国楣不但是有所作为的植物专家，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前辈。

　　“冯老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那地方出了很多名人，像徐悲鸿、周平远等，冯老为我国植物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家乡争了光彩。”简短的一句话透出了周俊对他的崇敬之情。回忆起第一次见面，周俊说那是1985年，自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当时冯国楣在所上负责工会工作，接待了他，冯老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话虽不多，但是很照顾自己。合作中两人长聚在一起探讨问题，冯老的很多见解都很独到，最让周俊佩服的是冯国楣并非科班出生，硬是凭着刻苦和对杜鹃的热爱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云南八大名花的说法就是冯老提出的，改革开放后他还出版了《云南杜鹃》，这是有关杜鹃花最好的书籍。”周俊这样评价说。冯老在工作上很严格，可生活中却是和蔼可亲的，冯老退休后，有次所上开会，冯老进场后就很随意地找了个小板凳坐下，周俊看见就火了，责备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找个好位置给冯老，可冯国楣一点都不介意，还劝周俊别在意。周俊表示冯国楣对事业的追求和热爱精神是值得年轻一辈科学家借鉴的。

　　儿子：他对家庭很负责

　　“我父亲是一个执著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冯国楣之子冯宝钧现任昆明植物园东园主管，跟父亲一样和植物打起了交道。

　　对病妻不离不弃

　　冯宝钧的办公室在植物园内一座黄色小楼上，楼前有石砌的楼梯、庭院，里面栽种着仙人掌、松树等植物。办公室陈设简单，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葱郁的树林。“我看着父亲热爱的植物，就像父亲一直守在我身旁。”说起父亲，冯宝钧最敬佩的就是他对家庭强烈的责任心，“我和姐姐都是父亲一手带大的，他工作辛劳，又要操心子女，50岁不到头发就全白了。”

　　冯老的爱人患有精神分裂症，1957年生下孩子后就发病住进了昆明长坡医院，一直没好过，孩子从小都是冯国楣带着，其间有人劝过冯老解除和妻子的婚约，可冯老坚决不同意，只要不出差，他每月都要骑单车从黑龙潭到长坡看望妻子，那时候冯老的工资才有149元，每月他都会拿出56元给医院帮妻子治病，而且非常积极，从没让医院催过一次款，直到1981年爱人去世，冯老都没有抱怨过一声。之后又有人给冯老介绍老伴，冯国楣都回绝了，冯宝钧知道，父亲这样做都是为他和姐姐。多年的艰苦生活让冯国楣养成了朴素的习惯，除了接见领导和外宾换西服外，平时几乎就穿一件对襟服，一穿穿了20多年，破了补补再穿，他还会做针线活，衣服、鞋子都是自己洗自己补，从不让人插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穿能用的干嘛浪费，干净不就得了。”

　　工作中的冯国楣也是非常无私和负责的，冯宝钧回忆小时候给同学写信，想拿个父亲单位上印有植物研究所字样的信封，在同学间炫耀一下，谁知不但没拿到，还被父亲骂了一顿，“别说是信封，就连一张信笺父亲都没往家里拿过。”在职期间，冯国楣没用过单位的一分钱，除了给妻子医病外，剩下的工资基本上都留给孩子用于生活和学习，自己再困难也没向单位提出补助要求。

　　有种山茶叫“国楣”

　　冯宝钧说，父亲一生都奉献给了热爱的植物事业，他没受过专业教育，花卉知识和拉丁文都是自学的，凭着兴趣和执著，成就了一生的事业，80岁高龄还亲自去到楚雄的紫溪山作植物调研，当地的茶花协会为纪念他的贡献，还将一种山茶花的品名定为“国楣”。退休后的冯老跟冯宝钧住在一起，虽然家庭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当他勤俭节约的习惯还是没有变，衣物床单等都不要别人动手，有空还是喜欢栽花种草，翻阅书籍，电视也很少看，偶尔科研单位会请他作植物鉴定，他都热心参与。冯老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是雷打不动的，平时不沾烟酒，所以直到去世，他的心肺功能都没问题。

　　面对父亲的去世，冯宝钧说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大树杜鹃，算是了了冯老今生最大的心愿，但是将杜鹃培植并运用最好的却不是杜鹃的故乡云南，而是千里之外的英国，现在杜鹃在异国他乡枝繁叶茂，大树杜鹃也只能在大英博物馆里才能看到，我国除了在云南腾冲，其他地方还看不见。来不及把绚烂的杜鹃花用于城市园林美化是他留下的遗憾，但冯宝钧相信，云南还有众多热爱植物、热爱杜鹃的学者，父亲的遗愿终有一天能够实现。

　　冯国楣简介：

　　冯国楣教授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第一任主任，中国杜鹃花协会（现中国花卉协会杜鹃分会）的发起人和首任理事长。冯老原籍江苏宜兴，1934年，只有初中文化的他来到江西庐山，作为研习生参与了由著名植物学家胡先、秦仁昌、陈封怀等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植物园——江西庐山植物园的建设。1938年冯老来到云南，此后60多年间，他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采集植物标本7625号，发现植物新种359种（蕨类植物53种，种子植物306种）。1981年在云南腾冲县境内，冯老发现了高25米、基部茎粗3.07米、树龄500年以上的大树杜鹃，它是杜鹃花属中最大的乔木种，现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云南工作期间，冯老编著了大量宝贵文献。他曾主编《中国杜鹃花》1至3册、《中国珍稀濒危花卉》、中日文版的《云南杜鹃花》、《云南山茶花》等；参编了《中国植物志》、《中国花经》等。同时，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云南城市绿化建设和花卉业发展出谋划策，其中很多已被采纳。

转自 中国园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