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解读奥运北京地标性建筑

　　“《城记》这本书写完之后，我每天做梦梦见南小街在拆。我很能体会梁思成先生'剥皮剐肉'之苦。我用了一年多时间才从抑郁的心境中走出来。”《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在谈到自己的新著《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的初衷时说，“奥运会申办成功了，2800亿要投下去。我当时在新华社报了一个任务：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说服决策层重新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
　　《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我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解剖，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馆、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对这些争论作了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库哈斯：CCTV大楼是开放的，大众化的

　　“自从CCTV大楼那巨大的、斜着向上的结构露出地面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不断接到市民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那两幢楼盖歪了！'”

　　北京一些市民笑称CCTV大楼看上去像个“大裤衩”。并且它外表倾斜，对周围的建筑构成一种压迫感，无论是步行还是开车路过此处，这种压迫感都很强烈。地处CBD的央视新大楼落成后，会给当地本来就拥堵的交通带来更大的麻烦。从古怪的风格到选址，公众对于CCTV大楼都充满了批判。

　　CCTV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说：“我首次实现了我多年希望实现的环状摩天大楼的设想，这个大楼以两个供人员流动的大环组成。它们一个是工作人员环，一个是旅游人员环。我认为CCTV应该是开放的，大众化的。”

　　王军在书中用了一个标题“'9·11'后的CCTV”。他认为，CCTV大楼的设计，包含了建筑师对摩天大楼全新的文化诠释。“9·11”之后，公众对摩天大楼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干脆不要建，一种是要优化。曼哈顿以前的双塔没有了，有些人提出，如果摩天大楼在高空中是连接的，在紧急情况下就有两个逃生的路径。如果这两个楼和其他任何一个楼也连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更好吗？这种想法在北京实现了。

　　“CCTV大楼唯一的贡献就是，原来这个地方乱七八糟，房子和房子之间互不说话。它盖出来之后，那个地方就安静下来了，别人的嘴都闭上了。”王军说。

　　德梅隆：“鸟巢”透出了中国文化

　　作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馆“鸟巢”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方案。承载4．2万吨钢铸“枝蔓”的“鸟巢”是奥林匹克史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此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了2003年国家体育馆的竞标，他们独创的“浮空开启屋面”的方案几乎中选，那个设计是建筑物上面有一个可开启的屋顶，他们做了一个飞艇，“真是太有创意了！”

　　“最初之所以选择鸟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对可开启的屋顶有一个支撑的作用。2004年，在节俭办奥运的呼声下，经历过'卸顶风波'，可开启的屋顶一下子取消了。”王军的采访笔记中，记录了很多老建筑师对这个设计的反感。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设计。认为“卸顶”之后，原设计具有的功能巨大的结构框架成了虚张声势、徒具表演性的外衣。在他们看来，一个现代化的设计是原来用十吨钢能解决的东西现在用一吨钢就能解决，但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个钢做的艺术品，他们之间有一个学术的探讨。

　　对于这种争论，设计者德梅隆的回应是：“这个体育场是为21世纪设计的，而不是为上世纪90年代设计的。上世纪的设计表现的是技术，新世纪的设计要反映当代人文观念。”对于公众所说的“鸟巢”印象，梅德隆说，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它解释成其他中国建筑上的东西，比如菱花隔断，比如有着冰花纹的中国瓷器。它又像一个容器，包容着巨量的人群，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

　　王军认为，国家体育馆的设计，最大的特点是包含了建筑师对体育场馆建筑的功能性与艺术性追求。我们很难说中国建筑师在北京新标志性建筑的设计中竞标失败是因为“和世界的差距”，因为一些中国建筑师的竞标方案也很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正伴随着设计市场的开放缩小着。

　　事实上，中国建筑师一直在参与奥运场馆的设计，虽然他们没有赢得国家体育馆等标志性建筑的方案竞标，但他们在参与竞标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年来，中国建筑师的成长有目共睹，有的青年建筑师已能够走出国门赢取一些重大项目的设计，如朱锫在阿联酋设计古根海姆博物馆分馆。中国建筑师的成长正是在中国开放的设计环境中获得的。

　　安德鲁：国家大剧院是一座微型城市

　　《采访本上的城市》中有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国家大剧院建成之后，作者王军在国家大剧院旁的东绒线胡同拍摄的。老街道、老房子的尽头就是法国建筑师安德鲁摆放在那里的“巨型蛋”。它像外太空一个很奇怪的庞然大物降落到胡同里。

　　现代与古老的强烈反差，进门先入地，封土包一样椭圆形的外形让这个建筑在中国饱受争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还有建筑学专家说，这个设计里面有三栋房子，外面再套一个房子，这不是在屋子里面打伞吗？

　　针对有人提出应该把国家大剧院放到古城之外的说法，安德鲁很不认可。他说：“当初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故宫是古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冲突的。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照过去的样子故步自封，就看不到前途了。”他认为，外面的壳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建筑而造的，在这个漂亮的屋顶下，各个建筑物能够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微型城市。

　　王军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了国家大剧院。他认为，以一个巨大的贯通空间容纳内部剧院，加大了使用空调的体积，抬高了运营成本。“只要任何一个剧场在使用，所有的空调都得打开。如果运转起来的话，每天的空调费大概就要10万元左右，既不绿色也不节能。”

　　“巨型蛋”、“鸟巢”、“水立方”，“CCTV大楼”……北京新建筑，多被批评为功能服从形式、为造型而耗费建材。王军认为：“也许在全球化时代，在各个城市争夺视觉景观的时代，建筑的形式已经成为功能的一部分，但这是一种异化现象还是时代的必然呢？北京的新建筑，特别是国家体育馆、CCTV大楼、当代万国城，表现出很大的探索性，这种探索性或许是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体现了一个城市对创造活动与建筑批评的宽容。”

　　“奥运给了新建筑一个历史机遇。这些建筑物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会在建筑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