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地震袭来的时候，我正在去往教学楼的路上。突然，我感到脚下轻微震颤，夹杂着低沉的轰鸣声。眨眼间，地面由上下震动变成左右摇晃，幅度越来越大，轰隆隆的声响不绝于耳。我站立不稳，头晕目眩。“不好，地震了！赶紧到操场上去！”我本能地一边大声呼喊，一边跌跌撞撞地朝教学楼方向奔去。

　　此时，教学楼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剧烈的摇晃使楼顶的瓦片纷纷坠落，哗哗作响，有的地方如雨点般飞落而下，从二楼到一楼仅有的一段室外楼梯已被堵住。在二楼楼梯口，20多名一年级小学生吓得哇哇直哭，乱作一团，大声喊着：“老师，老师！”

　　我用胳膊护住头，不顾一切冲向楼梯，奔上二楼，跑到孩子们面前。“别怕！快！跟着老师，顺墙脚下去！”我大声喊着。惊恐的孩子们在我的引领下，沿着墙脚，迅速往楼下跑去。我顺手抱起身边的两个孩子，带着他们跑出了危机四伏的教学楼。

　　将这些孩子带到安全地带后，还没等喘口气，身后又传来一阵尖叫声。我回头一看，二楼楼梯口还有两个小女孩儿——她们已经吓呆了，缩成一团，浑身发抖。在她们身边，屋顶落下的砖瓦越来越密集，情况万分危险。

　　来不及多想，我再次冲进教学楼，奔到孩子面前，一手抱住一个，拖着她们往楼下跑。为了不让落下的砖瓦砸着孩子，我尽力将头和身躯向前倾斜，把两个孩子紧紧揽在怀里，用自己的背和头尽量护住她们。

　　跑到一楼楼梯口，眼看再有一步就要脱离险境了。就在这时，一大堆砖瓦倾泻而下，重重朝我头上、背上砸来。在倒地的一瞬间，我本能地把孩子紧紧地护在怀里。隐隐约约感到热乎乎的鲜血从头上喷涌而出，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丈夫告诉我，是校长和老师们把我救了出来。当时我浑身是血，身上到处是瓦片碎石砸出的血口子。一位老师情急之下抓起一块抹布捂在我头顶的伤口上，鲜血把脏乎乎的抹布都浸透了。同事们背着我，把我送到了离学校最近的计生服务站。简单包扎后，又把我送往离学校十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就在医院全力抢救我的时候，余震发生了。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缝合我的伤口，去掉了我的几绺头发，剪掉了我额头上外翻的皮肉，清理出我鼻孔、嘴里的沙土和血块。

　　“那俩娃怎么样了？”同事说，这是我醒来后问得最多的一句话。电话一直打不通。4个小时后，终于得知我救的那两个学生只擦破了一点皮；全校400多名学生在校长和老师们的疏导下，及时撤离到了安全地带，也都没事。听了这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第二天，婆婆抱着两岁的儿子到医院来看我。一进门，看到我头上缠着绷带，儿子哇的一声就哭了，一个劲地往奶奶怀里钻，好久也不肯叫妈妈。我拉着儿子的手说：“妈妈生病了，等妈妈好了，咱们就回家”。儿子说：“有地震，不回，不回。”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一阵酸楚。地震发生时，他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保姆家。听保姆说，地震时儿子受了惊吓，哭着闹着，不停地叫：“妈妈，我要妈妈。” 

　　几天后，医生拆掉了我头上的绷带，天真可爱的儿子用他嫩嫩的小手轻轻抚摸着我满脸的血痂，小声对我说：“妈妈，去洗脸，洗洗脸就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儿子，也不知道我的脸成了什么样子。地震顷刻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手边连一面小镜子也找不到。在丈夫扶我换药的途中，我对着医院大门的玻璃，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受伤后的脸，我难过地捂住了眼睛，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说句心里话，和所有女同胞一样，我也爱美，从心底里讨厌这难看的疤痕。但是，当我想到自己救出的学生可以甜蜜地依偎在父母怀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时，我便觉得这疤痕算不了什么，我能够坦然面对。

　　治疗的那段时间里，对外界的灾情了解很少。等我能看到电视节目时，我惊呆了，地震让我们的国家遭了多么大的一个灾呀！ 

　　今天我带着额头上这浅浅的伤疤，平平安安地站在这里，但又有多少灾区的老师再也不能登上他们心爱的讲台，再也不能与亲人团聚欢笑。特别是在四川重灾区，无数英雄老师为了抢救学生英勇牺牲。在生死关头，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与他们相比，我只是受了一点伤，只是做了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关爱和荣誉，我深深感到不安和惭愧。

　　我是一个瘦弱胆小的人，在家里提一桶水都吃力，白天一个人也不敢在山林里走路。地震那一刻，是学生一声声“老师，老师”的呼喊，唤起了我的勇气，给了我力量，让我一下子冲进随时可能垮塌的教学楼，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冲了出来。这力量更来源于女人天生的母爱，来源于长期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师生感情，来源于教师职业赋予我的神圣职责。“老师，老师”，这神圣的称号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对教师职业的内涵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和理解：忠诚事业，热爱学生，教书育人，勇于奉献，这就是我无悔的选择，这就是我永远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