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天人们“绿化祖国”、“美化家园”的理念不同，古人植树造林多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

　　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向梁惠王献策说，五亩大的宅地，如果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何愁没有衣服穿？（《孟子·梁惠王上》）司马迁说：“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最后一句话，太史公说得很明白——拥有很多树木的人，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

　　在古代，有“居之一岁，种之以穀；十岁，树之以木”的谚语，就是说，如果你在某地仅住三两年，种种粮食就可以了，如果要长住，那就要考虑种点树了。当然，这个树多是指经济林木，如太史公所说的枣树、栗树、橘树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引《襄阳记》载，吴国丹阳太守李衡，生前种柑橘树千余株，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们家很穷，但我种有千株柑橘树，就像一千个木奴，不吃你的喝你的穿你的，却可以替你纳税，补贴你用度。后来，李衡种的柑橘树长成了，“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一直到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年），其宅周围尚存所种之树的枯株。

　　历史上，许多王朝都特别重视植树。唐代沿袭北齐和隋制，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什么是永业田呢？即私有田（现代曾称“自留地”），免税，但是按要求在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榆、枣、桑树，或其他适宜的树木（《新唐书·食货一》）。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重申后周显德三年（956年）的法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太宗即位，规定“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宋史·食货上一》）这就是说，不光是会种田的，会种树的同样可以做农师，足见朝廷对种树的重视。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明史·食货二》）种桑树者四年之后再纳税，如果不种，就要接受“罚款”了。

　　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或靠“惠农政策”引导、鼓励人民多植树，一方面能够加快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在林木消费上不至匮乏，老百姓也能从种树中得到实惠。据贾思勰记载，有些地方的人生儿育女了，要给每个婴儿栽上二十株树。当然，这也是出于经济考虑，等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树也成材了，可以做车轮，按一棵树可做三副车轮，一副值三疋绢计算，二十棵树共值一百八十疋绢，足够结婚的费用了。（《齐民要术》卷5）

　　不过也有种树是为了绿化环境的，西汉政府就曾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汉书·食货志下》）住宅周围要种树，否则就视为不毛之地，要受罚的。这显然是为了美化居住环境，至于种什么树则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是柳树，也可以是其他的树种。

　　历史上也有人种树是出于其他目的。元末有个叫陈灌的人，看到世道变了、社会乱了，他却什么也不做，偏偏植树造林，乡里的人多不理解。十余年之后，盗贼蜂起，陈灌率乡亲藏在他种的林子里。俗云“穷寇莫追，遇林莫入”，因为盗贼不敢进入他种的林子，全乡人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明史·循吏》）。

　　呵呵，从陈灌事迹中我们可以知道，植树造林不仅可以致富、改善环境，还可以御敌呀！陈灌后仕明为知府，多有惠政，洪武四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