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地震遗址博物馆吗？

　　答案是肯定的。建一座地震遗址博物馆，把5·12那惨痛的一瞬凝固下来，不仅可以追想逝者，警示生者，而且可以集中呈现苦难与抗争、命运与意志、绝望与希望这人世间永恒的冲突，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没有谁能够否认。

　　所以，尽管北川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方案披露后，引爆激烈争议，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建馆，分歧不是要不要博物馆，分歧只是要怎样的博物馆。

　　还好，针对公众的质疑，有关各方很快给出了回应。地方政府和负责规划设计的专家均强调媒体报道不确，失实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博物馆并非即时修建，而有待上级审批；其二是用于博物馆的开支仅1.35亿，其他天价开支均用于其他项目。

　　但是，这回应仍难让人释然，因为它并没有回答关键问题，即我们要怎样的博物馆。

　　我们要怎样的博物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博物馆？当然不是因为好奇，也不是指望靠它赚钱。我们建这个博物馆，主要是因为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律令。

　　汶川地震不是简单的地壳运动，不只具有物理意义；当然也决不是商业道具。它是生命的劫难，更是我们民族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建博物馆，初衷因此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寄托一个民族的悲情、一个民族的反思，和一个民族的期盼。

　　所以，它应该是生命本位的博物馆，它应该是生命的圣地。

　　生命的圣地是不需要那么豪华的，不需要那么铺张的。生命的圣地原本应该素朴，应该低调，应该内敛。任何豪华和铺张，恰恰是对生命的亵渎。

　　如果我们真的对遇难同胞深怀敬意，如果我们真的对生命深怀敬意，其实，一块碑，一堵墙，一根烛，一杯酒，一首歌，足矣。何须造价逾亿的雄伟殿堂，又何须造价2000万的高空缆车？造价1800万的高级宾馆和造价1500万的商业旅游服务中心，亦分外刺眼。

　　显然，就有关各方刚刚公布的报表来看，很难让人相信，这份规划主要是为了打造生命的圣地，而毋宁说，它其实主要服务于旅游观光。只有从旅游观光的角度来考虑，那些原本与凭吊逝者、纪念生命毫无不相干的天价项目才是必要的。也就无怪乎，规划方案要精心布局这样那样的景观带，这样那样的旅游线。

　　全部的问题正在这里。生命圣地应该是单纯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规划是太不单纯了。它事实上是把生命纪念和旅游观光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一揽子规划。所谓生命纪念，只是这整个规划的火车头，被附加了太多的东西，或者说，被附加了太多的商业。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当汶川地震之初，中央政府承诺修建地震遗址博物馆时，初衷是很好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当时已经强调：地震遗址博物馆不是旅游场所，它是保持历史记录的文物，也是供人们凭吊、寄托哀思的一处纪念地。国家文物局并且宣布，为此将在博物馆内竖立一座纪念墙，镌刻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这消息曾经感动多少同胞。

　　可是，现在的博物馆规划方案中，镌刻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在哪里？或者换句话说，有关各方在积极推动一揽子工程的同时，核实遇难者尤其是遇难学生的工作到底进展如何？难道这不应该是一揽子工程中最核心、最本质、最重要、因而投入应该最大的工作吗？如果，核实遇难者根本就无声无息，那么即便一揽子工程如愿以偿，但没有了遇难者名字的博物馆，还是人们期待中的博物馆吗？人们来这里凭吊谁？博物馆又凭什么建？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耐人寻味？

　　固然不可过于清高，似乎生命纪念，就完全不能有任何商业元素的介入。但宾主之别总该有，总不能让商业喧宾夺主吧。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同样可以说，商业的归商业，灵魂的归灵魂。在这生命的圣地，商业能否稍稍退后一步？能否少一点商业，多一点人文；少一点喧嚣，多一点宁静；少一点功利，多一点纯净？万丈红尘，总该有一块小小的角落，让我们的灵魂可以片刻休息吧。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对生命的态度、对人的态度，这实际上从根本上体现着我们的素养，体现着我们的文明水准。可不慎乎？可不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