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在北京市的一次节约用水会议上，南水北调推迟5年通水的消息“不小心”被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透露给了公众。事实上，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南水北调第三次建委会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南水北调工程全面推迟，原本设计建设工期只有6年的东线和西线，一推便成了11年，而原计划于2010年开工的西线工程，目前依然对设计方案合理性争论不休，没有任何按时开工的可能。

　　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消息都意味着，这个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对水力自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举世工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必须告别庞大工程依赖症，发展新思路来解决城市的水资源使用和保护问题。

　　资金困境

　　几乎所有记者都在追问，投资数千亿、论证数十年的调水工程为什么会被推迟？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仅仅是通过新华社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做了解释。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工程项目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实际，对地方及各方面专家提出的方案进一步深入论证和优化，以保证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这一说法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工程会被削减，南水北调将面临“瘦身”，除了调水必备的工程之外，大多辅助性工程将会面临被砍掉的可能，或者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来解决。

　　二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物价上涨以及南水北调投资结构变化，工程整体投资有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决策。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称，投资问题已经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解决，但具体是如何解决则不得而知，至少地方政府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极小，解决的途径无非是由中央增加投资，在中央政府4万亿的投资热潮中，这样的措施并不难实现。

　　三是在新形势下工程征地和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库区移民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做好征地拆迁等工作，需要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一直以来，国家工程的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商业开发类的拆迁补偿，2008年记者在河北石家庄郊区采访时，比邻的两块地，被开发商征去开发住宅和被国家征去建设南水北调干渠，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了将近5倍，村民们一直为此上访。

　　三大原因归根到底，是资金出了问题。物价上涨、辅助性工程过多、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已经让南水北调的总投资至少翻了一番。开工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在筹资方式上就不同于以往国家大型工程主要由中央出资的模式，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资，原则上中央出资20%，剩余80%由受益省市出资。

　　地方出资主要是受益省市承担，但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主要受益省市来说，迅速翻番的投资额度早已超过了承受范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一直强调是其他省市工程出了问题，北京的水渠已经修好了，但事实上，在原有的资金筹措方案中，北京需要承担的资金远不止修好北京市内的水渠，北京还需要承担给水区生态补偿、移民经费等等资金中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通过未来水价来调节，偿还银行贷款来实现。

　　“不缺水”的天津

　　资金的问题虽然紧迫，但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因为缺钱而让这个举世工程变成“烂尾工程”，而且，虽说投资庞大，但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为此埋单。在新一轮的规划修订、工程瘦身之后，2014年按时通水应该不成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北京、天津这些工程的头号目标城市还需要千辛万苦调来的长江水吗？

　　以东线为例，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两部分，一是胶州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用水，这些山东工业最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群却是严重缺水城市。另外则是天津的缺水。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是30年来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央政府着力建设的中国第三极，滨海新区需要上马大量的工业项目，水资源一直都是最大的障碍。

　　所以，天津缺水是除了北京用水之外，南水北调得以通过决策的一大理由。在南水北调的总体规划中，中线的头等目标是供北京用水，东线则保障天津。但事实上，早在南水北调开工之初，天津就对此存在强烈反对意见。“早在工程之初，河北和天津就拒绝用东线之水，他们不大相信山东能把水治好。”曾经主持制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总报告的负责人夏青教授告诉记者。

　　2001年10月30日，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个过程。他在一篇《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发言报告中提到：天津市最近用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不用东线水，因为对南水北调东线的水质不放心，对水污染能否治理好不放心。后来张基尧副部长到天津与他们交换意见，我又打电话给天津市领导。这次我从国外一回来，又打听他们的回话，仍然是这个意见，对东线水污染不放心，所以不要东线水。这就使东线的整个方案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认为东线的水质问题不能解决，这就彻底否定了东线的理论基础。

　　但不管怎样，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还是按照既定规划先后开工。于此同时，天津市也早在工程开工之初的2001年前后，就确定了海水淡化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这个总体思路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只是在当时，海水淡化的技术并不成熟，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上规模的生产都还成问题。

　　而中国的海水淡化技术也正是在进入21世纪，也就是南水北调开工之日起，开始了长足的发展，从2002年到2007年，这几年间，总量几乎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技术的进步更可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到今天，东线工程的两大目的城市群的用水问题，几乎都找到了替代手段，那就是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青岛、烟台等地的海水淡化项目一个接一个上马。而天津经过近5年来的发展，已经是中国海水淡化第一城，其目标是到2010年，天津建成中国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装备加工基地、海水淡化示范城市。

　　海水淡化的威胁

　　在南水北调的规划中，工程建成后，东线每年将向天津供水5亿立方米，这已被天津拒绝，中线则多年平均向天津供水8.63亿立方米，而目前海水淡化年生产能力已经接近1.5亿吨，年海水直接利用量达40亿立方米以上，更重要的是，成熟的技术和诱人的市场前景，让在建的海水淡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从南水北调论证之时的每吨20元降低到不足5元。而根据水利部核算的成本，南水北调通水后，调到北京、天津的长江水成本将高达18元。

　　就在南水北调陷入困境的同时，全亚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天津新泉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在天津大港区拔地而起，一期建设海水处理能力为日产10万吨，最终形成日处理15万吨的能力，到下个月就将全部建成。

　　南水北调延期5年的消息传出后，各大海水淡化企业纷纷瞄准了北京的用水问题。事实上，中海油公司一直都在计划筹建日产140万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工厂，目前正在做向北京市政供水的可行性调研报告。曹妃甸也向媒体公布，初步准备上马4亿吨左右的海水淡化工程，向北京供应淡水，而一贯以极度缺水面貌出现的天津同样有计划向北京输送海水淡化水，以此拉动海水淡化产业链。按照天津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生产能力还将扩大，届时除了满足天津市需求能力之外，富余产能可供应北京。

　　200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三部委发布的《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更可算得上一个不小的打击。该规划除了给出了明确的海水淡化增长幅度外，还特别指出，对极度缺水、急需解决水危机的近海特大城市如北京等，除加强节水和建设必要的调水工程外，可以开展前期工作，适时论证利用海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特别是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方案。

　　海水淡化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解决淡水短缺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淡化后的浓缩盐水如何排放。渤海地区未来的海水淡化的产能，每年会将几十亿吨的海水抽上来，将对生态平衡构成极大影响。渤海地区海水盐度超过一定比例时，物种消失、海洋生态恶化等等后果都会出现。但是，像当年的调水工程一样，海水淡化如今成了各个缺水城市政府的救命稻草，日益成熟的技术和各地政府高涨的热情成了南水北调必要性的最大威胁。

　　工程模式的终结

　　对于南水北调而言，一时的缺钱和工期延误并不是多么糟糕的消息，当它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才是最可怕的。在中国，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气象和环境问题引起的最大现实反应归根到底都是水资源的问题。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缺水问题，其中110个城市出现严重缺水困境，此外，超过90%的城市，饱受水源污染的困扰，至于农村地区的水源污染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现阶段，有超过5亿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饮水供应。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思路的工程调水，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够像南水北调设计之初所设想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资源调配和环境问题，如今都产生了疑问。

　　在诸多描述中，南水北调的决策源头都被视为是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借一点过来。”但1978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诸多决策已经不再实施，对于三峡工程等一些特大工程的综合效益，人们仍将以审慎的态度持续考量，而不轻下断语。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诸多调水工程能够通过决策，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30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工程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财富的急速增长，让这些前人梦想中的浩大工程迅速具备了变成现实的条件。

　　为了解决水、油等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个动辄数百上千亿的大型工程，被专家们提出来，付诸实施，可以说，过往的30年是中国工程立国的30年。在水的问题上，除了南水北调这一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外，更多规模较小的人工运河已经修建或正处于构思之中，山东西水东调、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引英(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英那河)入连(大连)、引黄(黄河)入晋等一系列长距离调水工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事实上，与各种运用化工理论的技术手段相比，规模适度的调水工程不仅仅能解决饮用水问题，更是生态环境好转的润滑剂，对于农业生产、生态恢复都不失为一项经济的选择。

　　但今天，南水北调遭遇的困境像一个分水岭，自此，工程解决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大大小小的调水工程再次面临决策时，决策者不会不考虑南水北调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发展，区域竞争的模式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涉及利益主体过多的资源调配工程或将因协调成本过高而日趋困难。

　　与此同时，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工业技术、市场环境都在飞速进步，已经具备了用成型技术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条件。以水处理问题为例，与1990年代南水北调紧锣密鼓论证期相比，今天，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有了多种可对比的选择方案，决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如今，在中国水处理市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新加坡的凯发集团等诸多跨国企业又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中国的水处理市场是一个百年生意。”西门子(中国)工业解决方案集团水处理技术部销售技术总监靳志军说，目前中国的水处理事业只不过刚刚解决了一点浅层次问题，比如节能减排达到目标也不过意味着水污染物种的COD排放得到控制，距离污水水质安全化还差得很远，而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矛盾必然引导中国进一步深化污水水质净化这一过程，从控制和消减COD排放向全面控制水质方向发展。

　　和西门子公司一样，大部分该领域的跨国企业，都在致力于提供广泛而尖端的解决方案组合。其中不仅仅包括海水淡化，更有水的运输和配给解决方案；用于社区饮用水加工和污水处理的机械、化学及生物产品和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控制；工业工艺水和污水的处理、再利用和回收；高纯水生产工艺等等一系列以节约、保护和重新利用水资源为目的，针对工业企业和社区公共设施的特定需求而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这些领域，不论是科研水平，还是企业实力，中国都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相对于庞大的调水工程而言，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上取得怎样的成就，将预示着我们的水问题会有何种程度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