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胸，肃穆，刘键向一只蜥蜴敬了个军礼。

　　这是一只被大风卷进新疆南湖戈壁的蜥蜴，它四肢完好却总是三脚着地———脚下是滚烫的砾石，人穿着板鞋站在上面都会被烫得“起舞”。

　　茫茫南湖戈壁，在这块被称为死亡戈壁的土地上，指南针完全失灵，飞鸟都会迷失方向。而包括刘键在内的10名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队员却要在里面工作42天。

　　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影，炎热逼得队员们赤身裸体。调侃、打趣的话已说尽，只剩下无尽的苦闷，以至于“希望有个陌生人来把自己骂上一顿”。

　　一只蜥蜴，一个外来的生命突然出现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

　　2009年7月5日至14日，记者来到国测一大队驻地陕西西安，并跟随测绘队员们深入西藏那曲、唐古拉山等地采访，逐渐了解了这支曾被国务院表彰为“功绩卓着、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

　　与天斗与地斗

　　当地质队员向荒山野岭进军前，当军事专家深入戈壁筹建导弹发射基地前，当工程师准备设计一条贯通两地的高速公路前……他们需要地图、坐标和重力值等数据，这些，测绘人都能提供。

　　正因如此，测绘行业被誉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开路先锋。而国测一大队便是先锋中的排头兵，建队54年来，先后38次到新疆，28次进西藏，25次去内蒙古，足迹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总计5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多圈。

　　他们战高原———在藏北无人区，含氧量只有50%甚至更低，很多队员恶心呕吐、头疼不止甚至晕厥在地。而队员们凌晨6点出工，直到第二天凌晨6点才返回驻地，起时漫天星斗，归时月光如水。

　　他们攀雪山———在测量天山最高峰时，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队员们白天小心翼翼地躲过一个个深不可测的冰窟窿，在冰脊上挪动前行；晚上睡在尼龙帐篷里，时刻谨防身下的冰面出现裂缝。整整坚持了17天才完成任务。

　　他们斗沙漠———8名队员在新疆塔里木无人区作业时，中午，地表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两脚踏着沙土，滚烫难忍；下午，狂风卷起沙土，铺天盖地，队员们都成了沙塑“雕像”。完成任务后，一测体重，平均每人瘦了1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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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作业的很多地方是无人去、无人敢去的，有些地方甚至连牛马都不愿去。

　　队员于建国在云南蓝坪县作天文观测时，要用马将生活物资驮到一座陡峭的山上，半途中马不愿走了，于建国硬拽着它，结果马后蹄没踩稳碎石，滚下山去。有一回在藏北高原，于建国和队友要上一座风化石山进行观测，他们雇了两头牦牛驮着水和器材上山，途中牦牛一连踩滑了几步后，死活不愿上山了，他俩只能自己背上器材和水爬山，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俩举步维艰，直到深夜才爬上山顶。

　　“有没有人了解我们的工作”

　　据了解，队员们一年中在野外作业的时间通常为五六个月，多则八九个月。因此，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危险不可避免。

　　在南湖戈壁的一次水准测量过程中，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等大家发现时，水已被沙石吸得精光。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命令队伍立即撤离，而自己留下来看守仪器和资料。

　　往返几百公里艰难的道路，等队员们赶回时已是三天之后，此时，年轻的吴昭璞已经长眠在戈壁滩上。他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入沙土中———所有的牙膏被吃光了，所有的墨水被喝干了；而他身旁，资料依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衣服严严实实地裹在测绘仪器上。

　　7月7月，在国测一大队6楼一间荣誉室里，记者看到一张“死亡名单”，上面记录着建队以来因公遇难的46名队员，他们有的为救队友而坠崖身亡，有的为保护队友和财产而被歹徒杀害。

　　其中，一个名叫“王方行”的人让国测一大队原大队长翟建全接受采访时数次痛哭。29年前，46岁的王方行得以平反后到一大队工作，并即将在年底结婚。但就在天山作业返回途中，在绸带般的巩乃斯河旁，马失前蹄，他一头栽进冰冷的水中，无声无息地随河流漂到了两公里外的浅滩。

　　夜幕降临，风中传来狼的嗥叫，队员们点上篝火，守在王方行身旁，彻夜无语。当年25岁的翟建全盯着跳跃的火苗，流泪不止：“这么好的一个同志就这么死了，有谁会知道呢？我们也都是城市里长大的，谁不愿意过舒舒服服的日子？城里现在肯定灯火通明，年轻人在聚会、跳舞，可有没有人了解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的生活呢？”

　　是走，还是留

　　无数的艰难和险阻，无尽的孤独与寂寞，时刻考验着队员们。

　　“第一次出测，就差点埋葬了我对测绘的全部热情。”四中队队长何志堂说。1998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一大队工作，随即被派往新疆天山进行GPS观测，在柯坪县一座山顶上，他要独自一人看守仪器三天三夜。

　　夜已深，周围一片荒凉。想家、想亲人的笑颜、想热恋中的女友，何志堂被孤独和空虚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责问自己为何会来到这个荒山野岭？“难道我的青春和人生都要这样‘浪费’掉吗？”

　　“小何，抽烟吗？”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呼唤，来自一公里外的队友。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并不孤独，有队友在和我并肩作战”。

　　何志堂决定留下。可2002年，又有朋友劝他离开，在对方天花乱坠地游说下，他动摇了，甚至收拾好了行李。

　　幸好，领导一次及时的谈话“挽回”了他，领导说：“如果单位把绝对重力测量这个高新测量技术交给你，你敢不敢干？能不能干好？”

　　深思熟虑后，他再一次选择留下。并且坚定了信念，当后来有朋友以年薪50万元外加分红、住房作“诱惑”时，他已不为所动。

　　现在，他正在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力测量技术之一———绝对重力测量，使用的是中国仅有的两台绝对重力测量仪中的一台。他乐于看到，自己参加南极科考回来，家中母亲向亲朋好友“吹嘘”时的自豪表情。他说：“在国测一大队，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进步，大多数队员都经历过或经历着类似的抉择，一些人选择离开，但绝大多数人留了下来。

　　妻子是坚强的后盾

　　可以肯定，有人“留下”，并不是他们妻子所愿意看到的。

　　史玉萍至今对嫁给队员张数舟还“耿耿于怀”。那年她还是张的女朋友，为其出测送行，车开动时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她戴的白丝巾随车而去了。

　　这可不是好现象，史玉萍想。果然，她后来听信了“测绘是个好工作，可以游山玩水，说天文聊地理，很是浪漫”的话，嫁给了张数舟。结果，张数舟根本没有时间浪漫，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出测。家里的所有负担都得由史玉萍承担，孩子上学、老人生病……好几次，她想到了离婚。

　　队员焦天孝的妻子潘西芹称婚前对丈夫“测绘人”的身份准备不足。“孩子还小，父母生病，你去找领导说说，今年能不能不出测？”有一次潘西芹恳求道。不料焦天孝一听便火了：“亏你说得出口，谁家没娃！就你有困难，我才不去说呢。”潘西芹反驳道：“就你高风亮节，境界高。”

　　可平静下来仔细想想，焦天孝的话也有道理———测绘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一个小组要正常运作，容不得其中任何一人怠工；而爱岗敬业，似乎是国测一大队每个队员与生俱来的特质。

　　无法改变丈夫，妻子们只能试着改变自己。

　　潘西芹开始学着享受丈夫出测回来后给她讲外面的所见所闻，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慢慢地，她也有了大队荣誉感，如今看到队员们在某一项目上取得成绩时，她也会好好地激动一把。

　　史玉萍也更为关心和体贴丈夫———有次她无意间拆开丈夫外出携带的棉被时发现，因为经常夜宿野外，风雨不定，棉被里的棉花都团成了黄色的一坨坨，“他在出测时的艰苦可想而知”。

　　路还长

　　21岁的李少龙远远走来，戴着鸭舌帽，挎着小背包，一副都市少年的打扮。走近，才发现他与同龄人的差别———被晒得高原红的脸，手背粗糙满是裂痕。

　　李少龙是国测一大队3中队最年轻的一员，他参加这份工作时的理由很纯粹：可以游山玩水，踏遍祖国大江南北。

　　如其所愿，去年第一年参加工作，他先被派往内蒙古包头，进行铁路勘测定界，之后到贵州夏蓉高速进行中桩放样，紧接着去重庆市，下江南，赴云南，一直工作到今年元月18日。3月份，他从西安到甘肃进行铁路沿线复测，经青海，至西藏。

　　“这次的任务还有一个月将完成，然后去内蒙古作业。”李少龙告诉记者，此时，他身处西藏唐古拉山。

　　这样马不停蹄的日子，李少龙觉得其乐无穷，“前辈们已经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再不用背着石头上山选点埋石了；科技的发展，可以通过卫星技术解决一些危险地带的工作；我们外出坐得都是三菱吉普车，尽量减少了步行的距离，物资也有充足的保障”，而苏州的园林、丽江的玉龙雪山、呼伦贝尔的草原……他都有机会一睹芳容。

　　如今，他希望能够接触更多的项目，想学习绝对重力测量技术，羡慕登珠峰、南极科考，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为跨海大桥提供技术支撑，为保护文物古迹提供服务。

　　他说：“路还长，还有太多的知识和技术要学习，国测一大队里有我发展的空间。”对于未来，他尽是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