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部派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于2006年试点以来，如今已实现了省会城市全覆盖，并向部省联动的层级规划监督体系不断完善，护佑着我国的城乡规划。在这项制度背后，有一批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选择在督察岗位上继续坚守的人。他们的选择，令人尊敬。

　　规划督察让我获得工作的乐趣——谢志平

　　65岁的谢志平，总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嘴角挂着谦逊的笑容。如果再拎上一个买菜的兜子，谁也不会看出他曾任马鞍山市市长、原安徽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如今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派驻南京杭州宁波规划督察组的组长。

　　许多听过谢志平讲课，和他交流过的人，都觉得他像一个学者多过像一名官员。他20岁便从同济大学毕业，可以说是与共和国共成长的一代人。像他这样经历了中国的大转型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发展具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职业生涯后期担任建设厅厅长的职务，更让他感觉到城乡规划对于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由于担任过建设厅厅长，谢志平对于城乡规划的思考更习惯从全局的发展进行考量。“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不少漏洞，管理体制上缺乏监督，出了问题后处罚乏力。而规划督察制度的出现，恰好能弥补这些漏洞，避免事后查处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谈到对城乡规划督察工作的体会时，谢志平说：“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发展，容易出现一些短视行为。通常，领导们在主观上不是恶意违规，但由于缺乏城乡规划专业知识，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不好。而我们的存在，恰好可以帮他们在事前和事中发现问题，提升城市规划管理的水平。而且，这些工作也需要我们老同志。我们不仅有规划管理的专业知识，更懂得同地方政府沟通的方式方法，这些往往是年轻人不具备的。”

　　那么，作为一名老同志，从事这项需要异地派驻的工作，家里会不会担心呢？“我认为，年龄不是问题，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这些人，孩子都工作了，自己身体又还可以，又具备了丰富的规划知识，以及同政府领导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说，从事这项工作太合适了。只要身体可以，我觉得我能干到70岁。不过话说回来，老伴儿对我的工作虽然很支持，但多少也有些埋怨。她说这一退休反而更忙了，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不过，我干得很有乐趣。”谢志平说。

　　规划督察给予我不同的视角——丁有忠

　　丁有忠，出生于1949年，曾经担任新疆石河子市建筑规划设计室副主任、城建局局长、副市长，农八师总工程师等职务，具备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2008年9月起，他加入了尚在试点中的城乡规划督察队伍，从新疆、兰州再到广州，继续从事这份与城乡规划息息相关的工作。

　　“城乡规划督察这项工作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在扩大我的视野。”丁有忠对记者说，“我虽然搞过很长时间的规划工作，但毕竟是在自己工作的一个城市的范围内，难免存在局限性。如今的工作能让我更多地了解更广泛规划领域现状，思考一些问题。”

　　对于城乡规划督察工作，丁有忠认为：“我们是以相对超脱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可以看得更客观、更清晰。而且，由于在当地没有利害关系，不需要顾忌某些事情，专心工作即可。这也是异地派驻的优势。作为一名曾经管理城市规划的官员，我是个过来人，对于某些事情的发展脉络很清楚。相对超脱的位置和视角，可以让我们说出局内人不敢说的话。这些，都是城乡规划督察制度的优势所在。”

　　在丁有忠看来，与去企业当高级顾问相比，对于一个老规划人来说，从事城乡规划督察工作让他觉得更有尊严。采访中，丁有忠在谈论督察制度之余，更多地在表露对于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系的担忧。“管理人才缺乏，专业人才流失的情况在各地都比较普遍，这一直在制约着我国城乡规划的发展。快速的城镇化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让4亿人口进城。如果规划工作不抓好，盲目的建设会给城市留下永久的伤疤，我们会成为历史上的罪人。”

　　61岁的丁有忠，对于城乡规划的思考从未停顿。

　　规划督察工作完善了我规划专业的经历——刘运琦

　　刘运崎，现年67岁，河北省规划协会会长，注册城市规划师，曾任原河北省建设厅助理巡视员。2006年加入第一批城乡规划督察员队伍，现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驻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规划督察组组长。

　　刘运崎，一个性格很“刚”的老人。他对记者说：“像我们这种老资历，又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人，退休后常有企业聘我们去当顾问，工作轻松又报酬丰厚。但我之所以选择了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实践我未完成的规划理想。”

　　刘运琦对记者说：“对于我来说，多年来从事城乡规划工作难免留下些遗憾。一眨眼，退休了，很多事情还没做完。几年前，部里给了这么个机会，我很珍惜它。希望能够尽量弥补过去工作中的遗憾。”

　　现在，67岁的刘运琦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即便在城乡规划督察员这个大龄队伍中，他的年龄也是数一数二。在刚担任规划督察员的时候，刘运琦的家人对他从事这项需要异地派驻的工作很担心。这对于一个本该在家含饴弄孙的老人来说，确实有点难。“老伴儿对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感觉比较矛盾，虽然有些担心我身体，但也知道拦不住我，所以只好支持。”

　　在谈到刘运琦的小孙子时，他略显炫耀地对记者说：“我的小孙子跟我感情可是特别深啊，3岁了，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代人生活在革命年代，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所以对自己的儿子有很多遗憾，总觉得欠他一些。如今也想在孙子身上补偿一下。”

　　如今刘运琦已经是石家庄、太原督察组的组长，本该清闲一些的他却依然闲不住。既是组长，又是督察员。“城乡规划需要科学编制，更需要认真实施。现在很多规划编制后被束之高阁，实施与否完全由当时的领导意愿决定，违规不受制约，而违规有时又可以为某些利益集团带来好处，所以违规成了常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现实情况表明，必须有一个能够护佑规划刚性的队伍，必须有一批人站出来，保护公众利益。我能成为这个队伍的一员是我的荣幸，它完善了我的规划专业经历，也弥补了我过去工作的遗憾。”

　　对城乡规划的感情难以割舍——王怡方

　　王怡方生于1944年，曾任马鞍山市规划局局长，2008年9月起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驻南京杭州宁波督察组成员。

　　王怡方退休后，具备丰富城乡规划管理经验的他，被一家设计企业聘为高级顾问，过上了清闲的退休生活。然而，当他得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城乡规划督察实践工作后，对规划工作难以割舍的感情，又让他放弃了轻松的退休生活，在2006年成为了一名需要异地派驻、长期出差的城乡规划督察员。

　　相比随后的几批规划督察员，第一批督察员派驻地方后，面对的是派驻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不解与迷惑，甚至是抵触。曾有领导向王怡方坦诚：“刚来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不过，几件事情干下来，他们让当地规划主管部门的态度由不解，变成了欢迎。“我们可以和市领导直接交流，成为市领导的参谋，和规划管理部门的‘挡箭牌’。很多时候，领导意志导致违反规划并非出于主观恶意，而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但即便是违规的决策下达后，规划主管部门作为下属部门，也无法抵抗领导意志。有个督察员在这里，就很好说明情况，还可以帮助地方进行制度建设，约束规划制定、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类似擅改容积率的事件发生。”王怡方略带自豪地对记者说。

　　从第一批，一直干到第四批。退休后的王怡方又在规划督察员的岗位上干了将近5年，也许正如他所说，支撑他的动力，除了护佑城乡规划带来的成就感外，更多的是难以割舍的城乡规划情。

　　城乡规划工作是我的兴趣所在——杜建和

　　1949年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杜建和，在煤矿当过工人，在报社当过记者，在政府当过副市长，在政协当过副主席。而如今，他的身份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派驻地方的第四批城乡规划督察员。

　　虽然杜建和是督察员队伍中的一名新人，但他对规划督察制度却有着独到的理解。“曾有一句老话形容地方上对于规划的监管乏力的问题，即上级监督太远，平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弱，舆论监督太虚。而城乡规划督察制度的出现，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实时监督和独立监督的层级规划监管。”杜建和说，“规划督察工作是寓监管与服务之中，并不是在给地方增加一道审批程序，而是到位不越位，监督不包办。我曾对派驻地的领导说，我们的工作只是角度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把城市规划给搞好。”

　　在谈及为何会在退休后选择这项工作时，杜建和的答复很实在：“的确，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干这行，干了那么多年规划还不嫌烦？这是因为城乡规划工作是我的兴趣所在。年岁大了，不求名不求利，无非是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通过层层推荐，部里批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己偏爱又能发挥余热的平台，何乐而不为呢？有人选择了退休后去企业当顾问，我选择了从事城乡规划督察工作，是个人爱好使然。”

　　在杜建和看来，城乡规划督察工作，让他能够将规划违规问题解决在事前和事中，避免事后纠偏造成的巨大成本，能够以相对超脱的位置护佑着地方规划的发展，能够弥补此前一些工作上的遗憾。能够担任一名规划督察员，杜建和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