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20世纪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观念形成较早，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保护理念进一步明确，并积极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工作实践

　　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介绍，我国1985年加入世界保护文化遗产公约，“从那以后我们的相关工作做得还不错，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的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我们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已经处于世界第三位。”他介绍，实际上我国针对20世纪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观念形成较早，最初以保护“革命文物”起步。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随后，一批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相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量革命文物得到妥善保护。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其中，将“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作为第一类别，共33处，其中绝大部分为20世纪文化遗产，特别是建成仅4年的中苏友谊纪念塔(1957年)和建成仅3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也列入其中。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中规定的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为以20世纪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采用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类称。在已经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也有“近现代”这一类型。

　　单霁翔也介绍，近年来，在全国各地，20世纪遗产的保护理念进一步明确，并积极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工作实践。2002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将列入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时间标准，由原来的“1949年以前”，扩展至“建成使用30年以上”。此后，北京、南京、深圳等地相继也开展工作，一大批20世纪遗产被纳入保护范围。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也将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遗址、代表性建筑和工业遗产等项目列入重要的普查内容。

　　去年4月，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举行，主题就是1901年—2000年一百年间“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旨在加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会上专家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厚古薄今”：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20世纪文化遗产直观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中这一最剧烈迅速的发展进程。虽然20世纪文化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20世纪文化遗产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精神，如果我们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把其中最珍贵的部分保护下来，其承载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信息将会受到损失。”

　　济南乃至山东同样拥有丰厚的20世纪文化遗产，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大量保护工作，但是任务仍然非常繁重，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

　　作为历史文化名省与名城，山东、济南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近代文化遗存也为数众多。市文物局局长崔大庸介绍，近年来市里也一直在做着相关保护工作，比如对一些新中国成立前老建筑的保护等等，“最近20世纪文化遗产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范围越来越广，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

　　崔大庸介绍，在保护近现代文化遗产方面，山东一些地市已经有不少成功经验，比如烟台的张裕酒厂、青岛啤酒厂，都是将一些老厂房、老设备保存下来建成博物馆。“济南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并取得一定成绩，比如曾作为济南地标、在全国也已经为数不多的跳伞塔，就保护得很好，已被列为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他说，尽管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济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地方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广州的造船厂旧址、无锡面粉厂旧址保护，都做得很好，不久前沈阳又整体将炼钢厂打造成博物馆，而济南至今还没有大的项目”。他同时说，“济南在这方面还有一些资源，应该有所作为”。

　　说起济南的近现代文化遗存，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多年来他一直关注20世纪文化遗产问题。他介绍，济南有大量的近现代文化遗存，但很多因为没有受到重视而逐渐消失，“曾经是全国最大浴池的铭新池、泉城路宏济堂药店、老山东剧院、老火车站、辛铸九故居，还有刚刚被拆掉的中国电影院，都已经不复存在。还有大量的‘文革’遗存，如影壁式语录牌、大型标语、毛主席塑像等等，还有很多水利设施、军事设施、经一路工业遗产……现在也都看不到了。”

　　李铭说，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当务之急是那些值得保护的，不能再因为一些眼前利益而失去：济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工业遗产，上世纪20、30年代济南的工业与上海、武汉、天津齐名，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现在的成丰面粉厂、机车工厂、裕兴化工厂等，都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日军侵华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蔡公时殉难地、日军细菌部队用房、关押中国人的几大公馆等等；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包括周边县市区的纪念碑、陵园、墓地等等；还有一些特殊建筑，如电楼、水塔以及泉城特有的民居、河道、泉池、青石板路等等，“这些东西看似平常，但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是珍贵的社会记录，不能再失去了。”

　　在李铭看来，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观念的转变，“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具体的承载远大于空头的宣传。很多人认为几十年的东西没有必要保护，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必须树立保护的观念。”崔大庸同样指出，对近现代文化遗存的保护要全社会形成统一认识，“这不仅仅是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事，开发商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规划方面也要作出合理的避让。”

　　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沿课题；20世纪文化遗产有其独有的特点；“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专家为此积极建言

　　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而20世纪文化遗产往往因年代较近、数量巨大而不被珍视。单霁翔认为，20世纪文化遗产也是文化记忆的摇篮，必须予以充分关注。单霁翔为其归纳了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种类繁多。20世纪文化遗产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的遗迹，也有反映不同流派特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的建筑，包括各种风格和功能的建筑，城市聚落，路桥、水利设施、港口、大型工业中心，以及考古或纪念场所等。

　　二是风格迥异。植根于近现代中国的百年风云。如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上海外滩建筑群、南京的政治性建筑等。

　　三是功能延续。由于20世纪文化遗产形成年代较晚，因此许多20世纪建造的房屋、厂矿、商铺、道路、桥梁以及各类纪念物等，至今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与古代遗存不同，20世纪文化遗产往往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

　　四是内涵丰富。20世纪文化遗产见证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凝聚着各个时期爱国志士、革命先烈们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观，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例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南泥湾军垦区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