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最近投书新华社，称这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说：“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这是他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考察完后，对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提出的问题。

　　此文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经济时报本期因此编发了一组以长安街建筑设计问题为典型案例的报道，意在唤起人们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文化问题的重视和思考，以求探讨城市和建筑之中国文化迷失的解决之道。

　　显富建筑：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苏解放，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苏解放曾于4月间来到北京，并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走完这段路程之后，苏解放受到了震撼和刺激，长安街让他洞悉了北京规划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竞相引人注目，以致构成对城市的伤害。”

　　回到美国后，苏即刻投书中国新华社，称这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表示了他的疑惑，“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张健9月8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他没有系统地看苏的文章，但是，“一身俗气的洋裤褂”这句措词却让他一下子记住了这篇文章，但他明确表示他不认同苏的观点。而中国城规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赵中枢博士同日亦向记者表示，以长安街为例，北京的城市规划是一个有序渐变的过程，他认为，要正视不足与缺陷，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待长安街的规划现状。

　　财富炫耀的窗口

　　苏解放在他的评论中认为，北京几乎被改变为一个充满了“建筑将军”的城市。他在长安街上看到的现实情况是，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是丑陋和非人性的建筑，这改写了北京的现实形象。他指出，学者们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与开发商或外国设计师达成交易，开发商成了自封的新皇帝，使一个曾经庄严而美丽的城市遭到破坏，而涌现出来的东西又没有解决任何城市化难题。

　　根据本报记者的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长安街延长线上的国贸大厦动工始，北京长安街进入一个新的规划建设时期，此后出现的建筑大多以庞大体积与张扬视觉效果为主，绝大多数系玻璃幕墙设计，先后有东方广场、恒基大厦、工商银行大厦、西单文化广场、时代广场等，此外还包括东西两端延长线上几年间兴起的房地产商业项目，一轮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竞赛序幕被全面拉开。

　　苏解放批评说，这些“建筑将军” 湮没了中国设计传统，把每个建筑都弄成了签名式的偶像，甚至连街道都成为超大尺度的象征。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北京的首都身份，中国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市，差不多都把北京当作样板。在中国许多偏远的城镇，能轻易地找到长安街的“仿制品”。

　　“长安街主要是抄国外的，抄国内的较少，国内的又都在抄北京。”赵中枢教授对本报记者说，长安街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排在第一位的，经济价值次之，但因为土地的升值潜力是最高的，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出现了诸如金融街等追求GDP的规划现象，这是各种利益取舍权衡的结果。

　　近十年间，一些学者对于长安街规划的反省事实上从未间断，建筑评论家陈墨在其文章中即指出长安街规划的“非人本主义”特性，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漫长的距离、非人的尺度，适合开车或乘车人快速掠过。没有生活气息，没有坐凳、饮水台，没有歇脚喘气的地方，不能从容地休息和欣赏景观。除了一望无际地铺地砖，就是绿漆铁栏圈成的草皮，无法停留。所有这些，对长安街的形象、对北京的生活质量，只有消极影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贵祥先生多年前即对长安街沿线建筑进行逐个点评，认为这些建筑没有了比例、尺度的权衡，成为建筑师一味张扬个性的没有整体感的迷乱符号，使得长安街成为财富炫耀的窗口。

　　香港大学地理系副教授王缉宪更是向记者痛陈长安街规划的乏味与空虚，他称，是发展商、使用者、设计者的崇洋媚外和显富思维，带出了各种号称创新、现代但实际却多是低劣模仿的建筑。

　　让人无法认知整个城市

　　王教授告诉记者，长安街的演化与中国曾长期积弱有莫大关系。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已经开始了秘密的外国化：北京火车站就是美国华盛顿火车站的设计上戴了两顶琉璃瓦的帽子。几年前开始，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地名（象威尼斯、罗马）也差不多都可以在北京的居住小区或'花园'的门前找到。北京在建设上已经被不伦不类的显富式建筑毁了大半。

　　陈墨先生撰文称，几十年来，长安街建筑构成是一锅清汤寡水的薄粥，仍然一粒一粒的。尽管新建筑不断出现，它仍然半生不熟。

　　长安街让人感到不愉快并无法认知整个城市，其几十年的规划史事实上也是一部斗争史。赵中枢教授告诉记者，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过程中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占地面积庞大，据有两条重要街区，高度达到80米，远超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但这建筑最终还是得以落成。王贵祥将其描述成“有如一艘航空母舰驶进一个古老幽静的港湾，从体量形象与空间尺度上，挤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老北京的街道空间，使市民有压抑、拒斥及自身微不足道的收束感。”

　　此外，长安街在其基本成型之后，分段式规划建设使得见缝插针的建筑手法重复出现，助长了混乱无序的状态。

　　“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苏解放呼吁，“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否则受益的只能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

　　王贵祥撰文指出，长安街建筑应有严格统一的规划，有严格的高度控制与沿街面长度控制，不应出现过高、过长、过窄的建筑体量，应尊重北京古城的历史空间形态与街道肌理特征，使之成为城市空间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我们这方面的缺憾太多，现在要做的不过是些亡羊补牢的事情。” （见习记者 章剑锋）

　　历史文化传承断裂

　　“长安街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长安街的雏形源自元大都南城墙。当时大都南墙有三门：丽正门（位于天安门南）、文明门（位于东单路口）、顺承门（位于西单路口）。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

　　“长安街与坐落于其南北两侧的天安门广场以及紫禁城构筑的皇城气势令人叹为观止。”徐老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原来是一个“Ｔ”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天街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

　　“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徐会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然而历史的变迁让长安街逐步地改头换貌。

　　“长安街上真正大规模的建设始于50年代。”罗会长告诉记者，尽管当时自己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力谏保留古城，主张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城。但是，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没有经济条件再建新城等原因，决定在古城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中心。

　　1955年长安街的最新规划蓝图已经将长安街的外延拉长到复兴门和建国门。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后，东、西长安街才形成了现在的基本状况；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长安街进入快速发展期，长安街的概念随之延展为公主坟到八王坟。

　　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的建筑物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新建了纺织部、外贸部等办公大楼，接着是电报大楼、北京饭店等扩建；1959年建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等陆续建成；90年代交通部办公大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长安大戏院等落成；21世纪，远洋大厦、LG大厦等相继建成……

　　至今，老长安街周围除了故宫、新华门等少数古迹得以完整保留，其余的历史建筑及格局均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使无法保持原始风貌，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到处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垃圾建筑。”一位不愿具名的老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长安街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不仅要体现国家权力的威严，更要向世界展现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特色。但现在街道两侧的许多高楼大厦不仅没有半点“中国味”，还将国外早已抛弃的建筑样式拿来“东施效颦”，而且建筑风格混乱，极大地破坏了长安街的形象。

　　“东方广场就是其中一大败笔。在如此中心的位置怎么能建那么大型的商业建筑？”老专家指出，不论建筑风格还是建筑属性，都有损长安街的政治文化权威；而且其高度之高，在空间上挤压故宫及天安门广场；密度之大，加剧了城市功能过度向市中心集中，导致交通拥挤的不合理布局。

　　“当时好多老专家和院士联名上书反对建东方广场，但没有成功。”参与过联名上书的罗会长告诉记者，东方广场所占地本来是划拨给外交部盖办公大楼的，没想到变成了商业用地。

　　他认为，像明清那样以天安门为中心，周边紧密围绕着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以体现国家权力的威严，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天安门周围、长安街上就应该分布像外交部、文化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这样的国家行政部门。

　　相较之下，2000年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争议更为炽烈。罗会长回忆，当时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但也没有成功。

　　“国家大剧院进一步颠覆了长安街的历史。”老专家认为，北京老城墙被拆掉，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缺乏章法地建设了20多年，使得北京原始的棋盘式城市文脉逐步淡化，所剩无几。在古城中心又安置一个极不和谐的“怪蛋”，再一次割裂了长安街几百年的历史传承。

　　“这两处建筑只是长安街上的两个反面典型，长安街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更让人忧心，它们一起把长安街承载了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割裂。”老专家表示，这些大厦大量抄袭国外三四流的建筑形式，既失去了自我，也没有吸取国外主流建筑艺术的精髓。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风格相互排斥，无法融合，将旧时长安街的相得益彰抹杀殆尽；在功能上，玻璃幕墙的滥用导致其成为一个个吞噬巨大能源的“耗能机器”。

　　“作为古都的中轴，长安街周边的建筑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古建传统，以保有其历史文化特色。”罗会长认为，继承传统并不是照搬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良，推动我国自己特色的建筑艺术发展，从而让长安街悠久的文化历史得以传承。

　　“但现实情况是，后继无人，何来传承？”老专家指出，继梁思成先生以后，中国的古建艺术基本断代。在他之后的建筑师、规划师们很多接触的是国外的建筑、规划艺术。不要说将传统的建筑、规划艺术发扬光大，就连能够真正领会传统艺术精髓的人都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何长安街上的建筑如此混乱的原因之一。

　　“相关法律条例的出台将有助于长安街的保护与建设。”罗会长对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表示欢迎。但他认为，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之下，关键还是要做到执法必严。此外，古城的保护以及规划、建设应当广泛征求、采纳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以确保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见习记者 谢丽佳）

　　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个怪在形象；一个怪在密度，又高又密。”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景慧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位于长安街核心地带的国家大剧院和东方广场是两大不协调的败笔。

　　“巴黎的历史风貌保存得非常完整，在巴黎也有很怪的建筑，如蓬皮杜文化中心和阿拉伯文化中心，但由于巴黎在高度控制上严格按照规划办事，所以它的总体面貌比较好，很协调。”王景慧拿京城与巴黎做了一番对比后说，“北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理想，因为长安街建筑的整体高度和体量不断被突破。”

　　在东方广场之前，北京饭店的高度突破了长安街核心地带的高度限制，高度达到70米。但王景慧表示，北京饭店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那个时期犯错误是情有可原的，而东方广场不应该犯类似的错误。结果东方广场却偏偏与北京饭店看齐，大大超出了该地段原控制规划高度不得超过33米的规定。

　　所以现在从天安门由西往东看，东方广场恰似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长安街上。由于它本身不是中国传统建筑而完全是一个西方建筑，无论从它的高度、体量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与长安街核心地带原有建筑不协调。

　　而从景山和北海向南看，在建的国家大剧院形似一个“巨蛋”，和周围故宫、中南海的皇家园林风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突兀”和“喧宾夺主”的感觉，带给人们的不是视觉上的享受。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时萌也向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有了东方广场这样一个坏的带头作用，后来长安街上类似的西式建筑就不断地冒出来。

　　“对长安街来说，这条在炎黄子孙心目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第一街'到底如何定位，在长安街上该建什么样的建筑，涉及到长安街功能如何定位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先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乃剑说：“长安街作为北京纵贯东西的一条主线，作为京城“两轴”中的一条实轴，在进行城市规划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交通功能。作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长安街承担疏散人口和车辆的功能责无旁贷。长安街的第二大功能是服务首都承担国家、政府大型政治活动、集会、游行等，作为这些活动的场所。长安街的第三大功能则是旅游功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游客观光的黄金线路。”

　　张乃剑认为，东西长安街如何定位，从这三大功能来考虑比较准确，但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功能定位的错位，出现了诸如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与长安街功能不协调的超大型商务建筑，很多商业建筑甚至包括“总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长安街上挤，加重了长安街原有的功能负担，统一的风格被撕裂。商业行政中心区和商务中心区的积聚不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坏，而且超负荷的人口对长安街的承载能力形成很大压力，导致交通拥堵。

　　“长安街大型商务建筑扎堆出现，与城市战略决策者自觉不自觉地将首都及长安街强调为经济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如此一来，长安街的地位和形象就直接受到冲击”张乃剑指出。他设想，如果在长安街上少建一些大型商务建筑，多建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反映东方文明的建筑，长安街将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条街。

　　“现代有余，京味不足”这是王景慧对长安街建筑的总体评价。在长安街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特色、北京特色是很多有识之士对长安街建筑的一种期待。

　　用王景慧自己的话说就是：“建筑应该有时代特点，反映不同时期的特色，反映时代性，这是建筑的必然。但作为长安街的建筑，它应有一个统一的格调，表明它是中国的，是古老北京的。”

　　长安街的建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一种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国的几千年古文明，造就的是飞檐翼角、朱柱金顶、斗拱彩画，要使古老东方的秦砖汉瓦等与西方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等完美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协调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王景慧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怎么联系，是建筑的一个创作问题。由于长安街跨越时空长达数百年，如何规划好、建设好这样一条相当长的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共存的街道，确实需要智慧和艺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夺回古都风貌”，结果很多建筑都在上面加了一个亭子。他坦言，目前长安街的建筑在吸取传统要素将其有机地与现代建筑融合一体方面，无论是在尺度、比例、色彩、符号、功能和平面布局的运用等方面，大多都还比较生硬。这也是为什么长安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彷徨、迷失的根源所在。

　　“一个好的建筑设计，给人的感觉应是，她就应该长在这儿，与相邻建筑之间是协调的、对话的、共容的，具有协调和谐之美。”王景慧说，像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类建筑虽然都不是中国纯粹的传统建筑，但由于中国建筑师参与了设计，中国与前苏联两种文化结合得较成功。而张开济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虽然它是一个现代建筑，但你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它是后来建的，与古建筑珠联璧合，浑然天成。

　　如果长安街的房子可以建得既传统又现代，长安街就可以说是北京的长安街、中国的长安街了。 （记者 周雪松）

　　中国国家大道在哪？

　　“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应是中国的国家大道，但长安街的建筑却是想到什么就盖什么的积习与惰性的产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谢冕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整体的思维。

　　谢冕认为，长安街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又一个“随想”的累积，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可称之为与北京古城历史地位相称的，只能属于它的突出而稳定的风格。这是一种超大型的既看不到昨天（除原有的故宫“门脸”之外）又看不到今天，既缺乏传统色彩又缺乏现代精神的没有风格的街道。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分析表示，交通部紫铜色的办公楼，是在“夺回古都风貌”时期出现的伪古典——大屋顶，戏语是“交通部盖大庙”；淡绿色的全国妇联办公楼倒是曲线玲珑，顶着同样不小的屋顶，依偎在交通部大厦雄浑身影西侧；恒基中心是“夺风”之后的新时髦：洋风建筑，从北京站一直铺陈到长安街的体量臃肿如恐龙，方锥型顶部用意不明；现代派的国际饭店名列20世纪80年代十大建筑，如今却身处尴尬，令人同情。

　　老板用形式包装商品，长官用形式包装政绩。“我连建筑的颜色都确定不了。”长安街边一栋著名银行所在建筑的设计者这样说。

　　有关建筑设计专家表示，即使图纸完成，施工时都可能再被添加削减。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上，有几个中国建筑师能像美国SOM事务所那样，在被问及“若有机会是否会设计东方广场”时义正辞严地答一句“NO”？

　　他们认为，建筑是社会发展的编年史，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建筑。从好大喜功的西客站，到急功近利的东方广场，再有比富竞奢的“中国凡尔赛宫”，无不在提醒：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制程序，没有尊重知识的习惯，没有起码的美学基础——我们欠缺得太多。

　　93岁高龄的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建筑要因地制宜，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文化适合其特有的建筑风格，就像故宫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建筑设计大师的尊敬一样，因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土壤才能够培养出来。“现在很多建筑设计学习国外大量运用玻璃幕墙，太浪费能源，这不是建筑设计应该发展的方向。”

　　首都经贸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专家张跃庆告诉记者，长安街上的建筑应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体现中国古文化的建筑，比如故宫；第二是体现国家政治职能的标志性建筑，如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第三是体现中国首都的功能，主要是以各个部委为主的政府管理部门。

　　张跃庆认为，长安街应该成为中国的国家大道，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政治职能，长安街上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故宫相映衬。所以，应该尽量淡化商业建筑气氛。

　　在美国的华盛顿，国家大道National Mall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象征，这里有美国引以为豪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区，还有白宫等政府机构大楼和众多纪念碑，是再现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博览中心；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横贯城区东西，平分南北，有着法国国家议会这样的法律殿堂的威严，也有着艺术浪漫之都的迷人风情。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在意大利的罗马、在印度的新德里……在许多国家的首都，都有这样一条既是旅游者漫步观赏的“风景线”，又呈现出国家庄严的“国家大道”。

　　专家指出，国家大道应该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荣耀，镌刻着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建筑的历史，饱含着文明推演的故事，是一个民族形象、价值和力量的体现。但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大部分建筑却承担不起国家大道的光荣（天安门除外），马上就到建国56周年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大道？

　　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正进入高潮期，应该说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特别是强大的行政资源来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硬件目标，但当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存现状和现代建筑设计风格的表现特征来看，不少有识之士又不禁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文化、民族精神是什么？”而感到迷茫。

　　俯瞰2005年金秋的北京，作为古代城市规划世界仅存的孤例，它以皇权为中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理念，以中轴对称和棋盘式街道为表现特征的宏大构思，仍然顽强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和五光十色建筑的蚕食中闪现出奇丽的光彩。但作为古建筑群体的艺术明珠，这些民族遗产已被资本和权贵的联盟所打碎，结果仅存以故宫、天坛、钟鼓楼为一线，以四合院等古代民居区为“两肋”，庙宇、祭坛、园林及院落等如盆景般星散京城四方。据说从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里还传出要取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声音。

　　而北京现代建筑又体现出怎样的主流风格和文化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从京城整体和区域设计上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想法，感觉是谁想建什么就建什么，谁想怎样建就怎样建，真是“横看成岭树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根本找不到庐山真面目，或者庐山本没有什么“真面目”，与其他千山万山没有任何差别，是千山一面。

　　穿行在北京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无论是豪华、普通的，还是怪诞、平凡的，几乎都没有给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大锅盖式的屋顶除外），更谈不上产生体现出伟大时代文明成就的建筑艺术品。中央与北京市政府集中的东城、西城，与商务与科技单位集中的朝阳、海淀在总体规划风格上有什么区别？谁又能看出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与北边的平安大街、南边的两广大街在风格特色上有多大不同？看过来看过去最漂亮的还是天安门。

　　从千街一面到千楼一面，在个性丧失的同时，风格和文化也缺失了，更显金钱和权力对建筑和城市的主宰，缺少建筑设计师的话语权。

　　当然，官员和商人们也追求创新，“安德鲁的蛋”无论是把它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旁，还是放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都无庸置疑地成了现代文化的标志。

　　只要是高档点或地标式建筑，如果没有洋设计师参与，似乎就没有品位和文化。住宅设计只要一沾“洋气”也必定身价百倍。更没有人对这些所谓国外知名的设计所和设计师进行实地调查，看他们真实的资质和实力，能否担当建筑现代中国文化的首席。结果大把的银子抛给了金发碧眼的“大师”，街上冒出了许多建筑垃圾和视觉污染。但花样越翻新、造价越高，各方人士越有运作的空间，难怪大家都乐此不疲，建筑黑金下文化安存？

　　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建筑市场上的工程承包额快速攀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国际工程承包输出国。但在中国作为“主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招标中，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机构基本上出演“客场”角色，要请“洋教练”。思想、文化是设计的灵魂，中国建筑设计的灵魂在哪？

　　其实，中国建筑设计的思想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礼》中就有表述，所谓“前朝后室，左宗右社”等。秦有阿房宫绵延八百里，唐有长安城恢弘壮丽，宋有东京汴梁繁华一时，元有大都城引得马可波罗赞叹不绝，而明清北京古城则成为中国古代都市建设的最后结晶，“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丹麦规划家罗斯穆森语）。

　　但经过这50多年的风风雨雨，北京这个“世界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已被一次次拆迁改造掏空了它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分割成像假的一样的一个个“盆景”

　　虽然几十年前，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为我们今天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但这个被外国人推崇的城市设计的思想宝库却被今天的中国人忘却、废弃了，而去食洋不化。

　　无论从空中观察日新月异的北京，还是徜徉于大街小巷，我们也许会发现中国文化在此时此地似乎迷失了方向，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不是被打倒、批臭就是被定为反动、腐朽，那么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如果说北京古城凝聚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那么现代新北京凝聚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中国文化的迷失必然造成建筑设计的虚无和乱象，一个农民坐在一个造价75万元的椅子上看歌剧会是什么感觉？

　　日前北京2008“城市标志”概念性设计国际竞赛活动初出结果，最后的中选者将被建造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偌大一个北京找不出一个城市标志，只有通过竞赛“设计”出来，这应该是一件令人悲哀和深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