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海略呈方形，东西皆宽五六百米，水面开阔。

三园中的大小河堤上，点缀着凉亭水榭数十处

历史上的圆明园水面2000余亩，荷花是主要的水生植物

当喷泉喷出时，会形成一只鹿被其他十只猎犬追捕的动态美景

    乾隆年间的一天，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有幸来到了大清帝国的宫苑禁地圆明园。他爬上了高高的山坡，看到有一艘“78英尺(约24米)长、24英尺(约7米)宽、上面有非常华丽的楼座”的壮观大船正在一条大河当中漫游。这条大河就是福海。

    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眼睛追随着这条壮观的大船，一路趔趄着来到了福海岸边，只见湖中的“蓬莱州”小岛在云天之间若隐若现，如同仙境。他陶醉了，他把这小岛比作湖上一块巨石，说：“所有宫殿以适当的距离遍布在这个福海沿岸的周围，所有山丘都伸展到此，所有溪流会聚在一起……”

　　美丽的福海给王致诚留下了天堂般的感受，也记录了那个时代已逝的繁华帝王梦和悲凉的残亡春秋。

　　成也福海，败也福海

　　1730年秋，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破了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平静。9月20日那天，摇摇晃晃的地面让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惶恐不安，他匆匆逃离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手忙脚乱地登上了停泊在水边的龙船上避难。这一夜，他在水面上飘飘荡荡直到黎明。

　　水是园林的血脉，圆明园更以“水景园”著称，水面占总面积的2/5，全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湖泊，彼此之间又由水道网络和蜿蜒的河道互相联系。水又代表了平静和安宁，广阔的的御园水面在危急时刻成了雍正心中惟一可依赖的“生命之源”，带给了他一宿的安宁和休憩。平日里，这大大小小的湖面，尤其是福海，还是皇帝和后妃们的宴游享乐之地。

　　福海是园内最大的湖，其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水面辽阔，这开阔的感觉给了雍正以绵延不绝的生命的渴望，明明是湖却被他命名为“海”， 或许他是想以此祈求生命像大海一样绵长无边吧。即使是这样，也总觉得少点什么，喜好炼丹的雍正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于是便让工匠在湖中央用磷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做成仙山琼阁状，象征传说中的篷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命名为“蓬莱洲”，乾隆初年改名“蓬岛瑶台”。这“蓬莱”的说法是有一番来历的。

　　相传，很早以前，渤海中有三座神山，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求大秦江山永固、自己长生不老，便慕名到海边寻找神山，求长生不死药。他站在海边，眺望大海，只见海天尽头有一片红光浮动，便问随驾的方士徐福那是什么，徐福说那就是仙岛。秦始皇大喜，又问仙岛叫什么名。徐福一时无法应答，忽见海中有水草漂浮，灵机一动，便以草名“蓬莱”作了回答。从此以后，蓬莱仙境便成了皇室贵胄、文人雅士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而福海中这座人造的“蓬莱洲”只有坐船才能到达，连一向勤勉的雍正也以此为乐，抑制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地在福海上泛舟。他常常带着心爱的妃嫔，身后跟随着一帮朝廷重臣，在平静的湖上观览风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乾隆皇帝更是个中高手，他对游湖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父皇，每年端午节都会率领王公大臣在西岸的“望瀛洲”亭观阅盛大的龙舟竞赛，皇太后和后妃内眷们则在“蓬岛瑶台”观赏。王致诚有幸参加了这个特别的庆典，分享了泛舟的乐趣。他看到许多镀金的、闪亮的船只在湖上，用途各异：有的是用来休憩，有的是用来垂钓的，有的是用来对打、作战或布阵的，让人们大饱眼福。

　　湖边周围的开放空间还是日落之后观赏烟火的最佳地点。当烟火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时，缤纷的色彩与形态万千的灯笼挂在数不清的建筑顶上。18世纪末的英国使节也为圆明园里的烟火着迷。他们当中有人形容，这些燃放的烟火数量超出他曾经看过的所有烟火的总数，无论在“气势、壮观还是种类”上，在其他地方看过的烟火要“比中国烟火低劣”。乾隆很喜欢在月圆之夜，坐在湖边观赏。

　　有一则流传的逸闻：在一个仲夏之夜，明亮的月光洒在粼粼的湖面上，乾隆正在“蓬岛瑶台”上聚精会神地欣赏京剧。突然响起一阵阵吵闹的青蛙声，场面十分尴尬，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连皇帝老儿也敢捉弄的大学士刘墉发话了，说什么真龙天子皇威浩荡，连动物也要俯首听命，如果皇帝下一道旨，青蛙肯定会闭嘴的。刘墉居然也爱拍马屁？反正乾隆听后很受用，或许他也想试试自己的权力究竟能否囊括“动物世界”，便写了一份诏书投入湖中。一下子奇迹似的青蛙立即停止了叫声，大臣们纷纷恭贺皇帝法力无边，乾隆心里很是舒坦。突然，“呱呱”的叫声又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惊慌的官员们只能焦急地投石入湖，希望可以把青蛙吓跑。刘墉却心中暗笑，乾隆又被他耍了！

　　不识趣的青蛙公然向乾隆的权威进行挑战，尴尬的乾隆究竟是如何收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悉心营造的盛世根基并不曾也不会因小小青蛙的挑战而动摇。然而他的曾孙咸丰皇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860年夏，咸丰皇帝在福海最后一次享受了泛舟之乐。四个月后，他的御园就毁在了英法联军手中。传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他的宠奴、圆明园总管太监文丰无力保卫皇上的家业，自觉有负皇恩，跑到福海边，面朝北方三跪九叩之后跳入福海自尽。

　　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正是取“徐福海中求”的寓意，以求肉体长生不老，江山二世、三世、万万世永垂不朽。然而福海并没有给皇家带来意想中的福气，倒是它自己成了埋葬圆明园守卫者的水中墓穴。这真是“成也福海，败也福海”呀！

　　所幸当时正值夏秋之交，湖面尚未结冰，事先又将所有船只转移或毁坏，入侵者无法登上蓬岛瑶台，所以蓬岛瑶台未被焚毁。但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蓬岛瑶台却因为一次意外火灾被焚毁，当时正是因为蓬岛瑶台立于水中，一时又找不到船前去救火，只能眼睁睁看着蓬岛瑶台被焚毁了。

　　当然，圆明园不止有福海，还有无数蜿蜒雅致的小河流，还有由“国际友人”精心营造的西式喷泉，他们的“小桥流水”式的江南风韵、他们灿烂多姿的异国情调同样在诠释着大清帝国逝去的繁华。

　　曲水流觞的中式水法：对烟水迷离的江南风光的超越

　　有人说，圆明园水系和道路被刻意绕成多变的拐弯和蜿蜒状，可能有风水的因素在里面，大概是认为邪灵只能直线走动，以至于会被蜿蜒的水流和走道所阻挡。蜿蜒的河流确实出于风水聚气的考虑，然而由此形成的风情之美也是真实存在的。

　　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农历三月初三，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雅事，从而成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天，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孙统、谢安、支遁等41人在绍兴兰亭举行“曲水流觞”雅集之会。众人坐在环曲的水边，把盛着酒的觞(古代一种带嘴儿的酒杯)放在流水上，任其顺流漂下，杯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否则就要罚酒三杯。大家饮酒赋诗，论文赏景。王羲之挥毫作序，以神来之笔写就了书文俱佳、举世闻名、被后人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后世历代文人常津津乐道于此事，雍正皇帝对这种士大夫文化也极为喜爱，他仿照古兰亭意境在圆明园中建流杯亭，后被乾隆帝正式命名为“坐石临流”。喜好舞文弄墨的乾隆觉得这座亭子的文化内涵尚意犹未尽，于是将原来的小亭改建成重檐八方亭，把原来的石柱换成方形青白石柱，在每根柱上摹刻一册兰亭贴。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

　　“曲水流觞”这一盛事直接影响了“坐石临流”的诞生，不仅如此，它讲求自然天成的美学内涵还孕育了经典的东方园林理水方式——曲水流觞的蜿蜒之美。圆明园对这一理水方式的模仿在乾隆时期达到了极致。

　　满族人久居关外，没有亲眼见过江南景色的妖娆，等到挥师南下、一统江山之后，自然要到传说中的“鱼米之乡”享受一番了。乾隆继承了祖父康熙风流潇洒的基因，曾六下江南，被一位外国使臣戏称为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并留下了数不尽的风流韵事。他一边做民意调查，一边游山玩水，看到好的景致就让随行的如意馆画师摹绘成图，思想很是前卫。回到北京后看着优雅的江南风情画，他常常怅然若失，江南的灵山秀水已经刻在这位皇帝的脑子里了。于是为了慰藉自己对江南的相思，他将自己对江南的全部相思都倾注到了圆明园的设计上，花了大把力气把江南美景一一“安”在园内。

　　圆明园中仿建的江南名园，有南京的瞻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和海宁的陈氏隅园等。乾隆在他多次大张旗鼓的南巡期间，一再探访隅园，并带回它的蓝图，改圆明园内原“四宜书屋”为“安澜园”，用来提醒他在浙江沿岸所目睹的严重洪水泛滥问题。

　　有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谣言说，乾隆其实是出生在陈家的男孩，所以他对隅园表示出非比寻常的兴趣，他又经常探望陈家。这个谣传最后引发一个没有实据的通俗故事：内阁大臣陈世倌的妻子和雍正的皇后都在同一天生产，于是皇后秘密地把她的女婴换成陈家的男婴。乾隆最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不但对陈家表示关爱，而且还把陈家的庭园带回圆明园，让自己有亲近老家的感觉。

　　乾隆究竟是不是陈家的男孩，始终是一团迷雾，然而乾隆对江南景致的偏爱却是千真万确的。盛时的圆明园内到处充斥着江南园林的痕迹，比如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上下天光”模拟洞庭湖景色，“西峰秀色”模仿庐山壮丽景色，“坦坦荡荡”仿杭州玉泉观鱼，“坐石临流”仿绍兴兰亭等，甚至杭州西湖十景都被一一模仿，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圆明园集聚了如此众多的江南风景名胜，怎能不令人流连忘返呢？怪不得清代诗人戴启文称“直把江湖与沧海，并教缩入一壶中”。

　　圆明园不仅吸取了江南园林“曲水流觞”的内涵，而且把这一理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园内回环萦流的河道把大小水面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全园的脉络和纽带，在功能上提供了舟行游览和水路供应的方便。叠石而成的假山，聚土而成的岗阜、岛、堤散布于园内，与水系结合形成山重水复、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圆明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整个园子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宛若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

　　别样的江南景致在圆明园无比博大的空间中处处流淌，它们与水系柔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上百处自然空间，绘下了圆明园四十景的天然图画；异样的故事也在圆明园一百多年的辉煌史中多姿多彩地演绎，宫史的变迁、扑朔迷离的传说与如画的风景交织在一起，构建了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圆明园水边空间文化。

　　“镂月开云”即是一例。这里原名牡丹台，位于后湖东岸，是圆明园早期建筑之一，以种植牡丹著名，盛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盛开的牡丹记载了一段千古佳话，也似乎与睥睨天下的帝王宝座有着某种关联。乾隆皇帝继位后，念念不忘此地，并亲笔手书“纪恩堂”匾额，悬挂于镂月开云殿内。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让乾隆如此心怀感恩？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场好雨在这一天降临。康熙皇帝于是专程来皇四子胤禛的“藩邸赐园”圆明园欣赏牡丹，陪同侍奉的还有年仅12岁的皇孙弘历。弘历虽然已经12岁了，但还从来没有见过皇爷爷，康熙见到聪明伶俐的小皇孙，异常高兴，传旨将弘历招入宫中培养。就这样，主宰中国命运长达130余年的康、雍、乾三朝天子，在这里首次汇聚一堂，传为佳话。

　　这场据说被精心安排的见面会作用不可估量。据说，当年承德秋狝时，康熙在承德的胤禛花园狮子园，曾当面夸奖弘历的母亲能生这么个儿子是“有福之人”。被皇位继承问题搞得精疲力竭的康熙似乎在会面的那一刻心中不再烦扰，他像发现宝藏一样把这个小皇孙随身带着，无论是在园居的畅春园，还是在避暑的承德，抑或在习猎的南苑，直至病逝于畅春园寝宫。不久，雍正继位，后来继位的乾隆更是一脉相承。也许，乾隆“纪恩”的本意正是为了表达其对祖父的感恩戴德，同时也表明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发迹之地。

　　类似的故事在圆明园内还有很多，我们或者可以说，在圆明园内随便捡起一块石头，都能说上一段故事。这些故事、传说和着景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帝王园居文化。而这，也正是作为“大家闺秀”的圆明园不同于“小家碧玉”的江南园林之处。因为，柔美的江南风光不足以匹配大清帝国蒸蒸日上的无限荣耀，不足以囊括古今中外各色园林的艺术精华。

　　于是，设计者于仿制之余力求创新，运用许多巧思去提升原来的设计方案。从杭州寺院景点仿制而来的“溪中鱼”主题，原先仅仅是表达佛家的慈悲，在溪流里让鱼儿自由自在地游；不过在长春园内的仿制品却把它扩大到与皇帝的仁慈精神相结合。很多时候，仿制的建筑之美反而胜过原来的设计。

　　乾隆对他的园林成果非常满意，曾骄傲地自问：“何必更羡吴江？”不再想念江南了，因为他不可思议地把许多漂亮的江南风光转移到他的皇家园林里了，而且更胜一筹。正如晚清大才子王闿运所说“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而如果把这曲水流觞的中式水法比作一个东方美女的话，那么中西合璧的西式水法便是这美貌女子脸上的一颗美人痣，小小一颗，却别有风情。

　　中西合璧的西式水法：中西交流文化的典范

　　世纪之交的公元2000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30日和5月2日，中国保利集团以总价3000万港元购回了漂泊海外140多年的三件国宝——圆明园西洋楼前的十二生肖喷泉铜兽首中的虎首、牛首和猴首。200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澳门著名实业家何鸿燊又高价买回猪首。一时间，所有的目光聚集在了这令中国人既心痛又兴奋的生肖铜兽首上。

　　但是，有专家披露惊人消息，说“生肖铜兽”有两套，一套喷水报时，一套亮灯报时。后者是当年慈禧太后模仿前者另建的一套十二生肖铜像。这一套铜像并不是用于喷泉，而是用于慈禧最喜欢的时髦新玩意儿——电灯，因为当时清廷皇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每到一个时辰，代表那个时辰的生肖铜像手里的电灯便会自动亮起来。

　　回归的四个生肖铜兽首究竟是圆明园的遗珍还是慈禧的东宫遗物？至今仍是个未知数。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二者在外表上看起来一模一样。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他们逼真的形态上暴露无遗。

　　揭开神秘面纱的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四件头像造型写实，颇具东方韵味，又带有诸多西方艺术特色。其中“牛首”两眼圆瞪，双角弯曲向前，看不出性情温顺、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形象，活脱脱一头西班牙斗牛，是典型的西方特征。“猪首”鼻子、嘴非常突出，两侧有两颗獠牙，脖子长、眼睛笑，这和中国传统概念中猪的形态相去甚远；但宽大且耷拉下来的耳朵，又与中国艺术造型中常见的猪的模样一致。“虎首”乍一看更像是个狮子头，只不过额头上画着一个“王”字，而只有中国才将老虎封为百兽之王。倒是那“猴首”越看越像美猴王，中国味要浓得多。这些融汇东西方文化的艺术珍品，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设计者却是蒋友仁(Michael Benoit)等来自欧洲的艺术家。

　　蒋友仁是法国的一名传教士，当时的外国人想一睹中国皇帝的龙颜是相当困难的，而他的幸运却源于乾隆皇帝的猎奇心理。

　　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某天下午，乾隆在圆明园观看西洋画时，发现一幅水法图样，觉得非常新奇，就把当时在清廷画院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名画家郎世宁找来，叫他作详细解释。接着又问在京的西洋人中有没有能设计喷泉机关的，郎士宁就推荐了蒋友仁。蒋友仁并不是专业的建筑师，然而所幸他具备数学和水力学的知识。

　　满心喜悦的乾隆立即授权蒋友仁在长春园督造水法，建筑由(Giuseppe Castiglione)、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等负责。为了完成这项工程，传教士们获得了在园内自由行走的权利。他们十分认真地工作，无视刮风、下雨和骄阳的暴晒。乾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审定设计方案，还几乎每天都到现场查看施工情况。

　　于是，从这年开始到1760年，先后建成了六幢洋楼，三组大型喷泉以及若干园林小品。这些建筑物，沿着长春园的北墙成带状展开。这六幢洋楼是：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宴堂和远瀛观，都是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但在细部和装饰方面也采用了许多中国的手法。因为它们是欧式建筑，所以俗称西洋楼，为圆明园这一中国古典园林增添了异国色彩。

　　最让乾隆醉心不已的是西洋楼前巧妙的喷泉景观，尤其是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喷泉，据说若全部开放，有如山洪暴发，震耳欲聋，在近处说话须打手势，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这组十二生肖喷泉，呈八字形排列于水池的左右两侧，每侧六个。每个生肖都是手持玉笏、身着袍服的兽首人身像，兽首铜质，人身石质。十二生肖与我国的古代十二时辰记时法相吻合，不同的时辰由不同的动物喷水。看到哪种动物在喷水，就可以知道当时是什么时辰。所以，此铜像喷泉设计俗称“水力钟”。到正午时分，十二铜兽同时喷水，煞是壮观。所以乾隆非常喜爱这组喷泉，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以十二铜首喷泉为代表的西洋楼景观是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艺术精品。它的主要建筑，无不带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它具有明显的西方特征，以至于连西方的“蓝图”(plan)这一专有名词，也进入了“圆明园工程造法”之中，译作“拨浪”。这对于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长期闭关锁国的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就连带领清帝国走向全盛的乾隆皇帝，也觉得“观水法”坐南朝北有违“祖训”，命人用一条横贯东西的土岭——“界山”，把西洋楼建筑群与紧邻的长春园隔开，以示“夷夏有别”。

　　其实乾隆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因为包括西式水法在内的西洋楼景观披着西方式外衣，却保持着东方式内核。这些欧式古典建筑的内部设计，仍须迁就中国风味。西方喷泉设计中常用的裸体雕像被禁止，中式的神话意景和诗词对联加深了文化韵味。

　　高傲的乾隆虽然对外来的新事物充满好奇，却又羞于“与之为伍”，更耻于对其进行研究，于是便出现了可笑的结局：蒋友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宫内再也无人会修理“蓄水楼”内的机关，楼内的机械渐渐成了摆设。每逢皇帝游园，只好事先由小太监提水上楼，等皇帝到了再开闸放水，皇帝离去，喷泉也就没有了。机械动能变成了“人工动能”，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猎奇心理惹的祸。

　　更大的祸事还在后头。今天，西洋楼的喷泉胜景早已灰飞烟灭，能看到的只有坍塌的石墙、歪倒的石柱、缩微的复原景观及其说明。西洋楼及其喷泉，原本是东西方园林建筑艺术交流的产物，是西方文明的体现，然而，它又恰恰是被西方侵略者的“文明”行为摧毁的。这正是水之殇，圆明园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