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之后谈设计观念

　　●忧患意识是设计的深刻内核，而与自然灾难、生存危机的斗争是设计学发展的不懈使命。

　　●2007年末，汪洋赴广东主政南粤，下车伊始，就拿日本人拍的《日本沉没》开题，谈忧患、讲危机……现在看来，在多年来高歌猛进的GDP主旋律之后，这迟来的清醒睿智固然宝贵，但来得还是太迟了。08年的雪灾、震灾、股灾、水灾使沉醉在奥运盛世年的人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了世界本来就存在的那些痛苦和残酷，只是忧患被我们以往的主流话语提及的太少了，引起社会的重视太不够了。

　　●1993年出版的岭南文库丛书中，收有《广东的自然灾害》一书，中山大学的梁必骐、叶锦昭诸先生在书中写道，广东是我国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和常发区，也是重灾区。广东的自然灾害具有“多、广、猛”的特点，尤其是经常出现突发性灾害、来势迅猛，常造成重大损失。书中还说，全球变化和环境恶化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根源，而人口膨胀、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进一步诱发和加剧了自然灾害的成灾了强度和频度……

　　●岂止广东一地，中华民族蕃衍生息的这片土地，自古就多灾多难，整本的民族史其实就是一本厚厚的自然灾害史。而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清疏过程，本身就是我国人文地理格局的形成过程，甚至政治的过程。看看大禹治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我们的所谓景观：山岳、河流、土地，其实从来就兼具了二张面孔，一张如慈母恋人；一张则狰狞恐怖！我们一面歌颂自然的养育之德，一面艰苦卓绝与之斗争角力，古老的故事如精卫填海，如女娲补天，都能让我们听到上古时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痛苦以及痛苦之后的伟大意志。而西门豹的故事则发生于一种古老的生命献祭制度的尾声，人们开始怀疑把年轻的生命作为牺牲献给河神是否有用？

　　●一直有二种权力。一种是人的权力，人为了自身的福祉而劳作，人改造自然。从开荒垦田至灵渠、都江堰，再到了后来的除四害、红旗渠，一路走来，是三峡工程，是到处三通一平的城市化、世界工厂，是巨量的碳排放和污染。而自然权力从来就不变，有时是呢喃如语的风，是润物无声的雨，有时就是地震、海啸、洪水！

　　●按照古老文献的说法，经过一次叫“绝地天通”的事件之后，司民与司天降神的人从此分工，这些分工彻底而且影响深远，以致后来作为司民一派传承的孔夫子坚决不语“怪力乱神”。而随着司天降神的人在后世的进一步淡出，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更多了一份“大无畏”的气慨。

　　●建立在望文生义和庸俗想象基础上的所谓“天人合一”是不存在的，天与人是既深刻联系依存，但又充满残酷斗争和尖锐矛盾的关系。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天人合一”应该就是天人相类、天人感应、天人相遇这类东西。值此灾难之余，不管荒谬与否，我都建议大家去看看《春秋繁露》，去看看董仲舒和他的天人合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与自然有关的那些设计，包括规划、景观、城市建筑……你只面向业主是不对的，你要去“接合自然”（麦克哈格语），象术士们曾介乎人与神之间那样，你要在人与自然之间找一个位置。而为人作设计时，记得自然的两面性，要提醒人们热爱自然，并且时刻警惕自然！

　　●能否象温总理勉励大家的，多难从而兴邦，取决于我们从灾难中学习的能力，再生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计算，即全球的人们都像美国人民那样生活，则需五个多地球的资源才能够维持。而事实上，我们就正在一条学美赶美哈美的道路上，这是一条绝路死路，也是一条美国人不肯让你走通顺的路！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吧，由灾难觉悟一个愿景，想象之、策划之、文化之、创造之、实现之！做一个二流的西方是无聊并且无望的，是没有资源支持我们做下去的。

　　●痛下决心，从文化和心理上远离化石燃料依赖型(A1F2型)社会的价值观。多做步行和自行车道，多做公共交通，鼓励乡土植物，鼓励低能耗生活，关停一切华丽而耗能的所谓城市美化，所谓文化殿堂；鼓励人民慢下来，把恢复生态和健康做为生命GDP去关心和发展；抛弃无谓过度的竞争，发扬生命之爱，亲人之爱；鼓励祖国语文和并且保护乡土方言，呵护一切文明价值和地方性知识系统。

　　●设计即文明本身。有什么样的文明就造就什么样的设计，造就什么样的设计师。设计文化的核心不是物质，而是态度，是一种看待设计工作的视角。设计的旨趣归根结底来源于文明，而设计本身又是成为改造文明的工具，成为文明的面貌。

　　●不是为斗强斗富斗豪而设计；不是为炫耀身份、证明价值、掩盖自卑而设计；不是为追求异域风情，追求皇家气派，追求世界第几而设计；为健康、为安全、为自信、为踏踏实实活着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