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重庆8万里山川披上“绿装”，需要多少苗木？

　　“每年需要新增3亿至4亿株！”市林业局副局长何平表示。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0年里，重庆共需增加30亿至40亿株苗木。

　　而重庆现有苗圃10万亩，今年在圃苗木3.61亿株，可用于森林工程的合格苗木仅为2.58亿株。

　　巨大的苗木“缺口”，如同一道待解的方程式，期待3100万重庆人在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智慧和汗水完成答卷。

　　“卡脖子”的种苗

　　890万株厚朴、220万株红椿、180万株麻竹、猪腰枣30万株……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就是武隆县林业局种苗站站长罗平和他的同事们今年需要完成的外调任务。

　　今年，武隆有1500万株苗木外调缺口，这个数字，占到武隆县森林工程所需苗木总数的87%。罗平称它为“卡脖子”问题。

　　事实上，被苗木“卡”住脖子的区县远远不只是武隆，南岸、铜梁、永川、江津……

　　“一句话，除北碚、巴南、璧山等苗圃建设已成规模的区县外，其余区县或多或少出现过‘短苗’现象。”何平说。

　　什么原因造成困局？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多年来，我市苗圃主要以园林绿化苗木为主。而森林工程对树种的需求80%以上集中在经济、生态苗木上，致使不合理的树种结构性矛盾凸显；二是绝大多数苗圃规模小，仍以大田育苗、播种育苗等传统育苗方式为主，无力也无法运用先进育苗技术，导致苗圃产苗量小、抗击天灾能力弱。

　　“森林重庆”对重庆苗木提出的要求是：在提高合格苗产量基础上，扩大林木种苗生产，新建大中型生态苗圃2.2万亩，绿化苗圃3万亩，改建现有生态苗圃2万亩。

　　据了解，我市目前拥有的10万亩苗圃中，7.8万亩为园林绿化苗圃，仅2.2万亩为生态苗圃。

　　“这与近年来，城市及周边绿化、小区绿化的兴起不无关系。”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严合章说。而我市实行退耕还林和三峡库区库绿化带曾对生态苗圃的发展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工程结束后，生态苗圃趋于“饱和”，利益驱使下，很多企业纷纷向园林苗圃转型。

　　“现在，全力打造‘森林重庆’，对生态苗木需求猛增，客观上造成生态苗木供不应求的局面。”严合章称。

　　苗木的产业化经营

　　无疑，“外调苗木”是解决眼前缺口的最有效方法。

　　9月22日，市林业局专门邀请四川、湖南、陕西等地的50余家苗木公司来渝，采购了3000万株苗木，为缺苗区县填平了今年的“绿色缺口”。

　　对于外调苗木，罗平有着切身感受———除担心因长途运输而增加的采购成本外，苗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还可能因脱水而导致成活率不高，或运到本地后因“水土不服”而难以成长，都会影响发展。

　　“用外调来‘补缺’，不是长久之计，涉及的相关单位也不可能靠外调苗木来实现‘森林重庆’，所以说发展苗木产业才是关键！”严合章说。

　　8月19日，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重庆市森林工程大会提出，要把森林工程当作生态工程来抓，也把森林工程作为产业工程来抓。

　　“核心在苗木，关键也在苗木。”西南大学园林学院园林系副教授陈林认为，产业工程的打造尤其离不开优质种苗的培育。

　　在“森林重庆”的有关决定中这样表述———将种苗培育和通道绿化等工程结合起来，全面推进林木种苗生产基地化、造林良种化、质量标准化、种苗产业化。

　　而苗木良种的优劣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如何培育良种、推广良种，成为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

　　成功的例子是：江津仅“九月清花椒”一个品种，就让60万椒农从中受益；荣昌原本是一个林业小县，却因为推广大叶麻竹，带动了整个县城竹产业的发展……

　　相反的例子：秀山近年来培育出“渝蕾一号”金银花，每亩产值可达到5000元，却因种苗数量不足，致使其推广受到很大限制；武隆“猪腰枣”是武隆特有枣类，市场售价高达100元／公斤，同样因种苗培育不足，没有大规模推广……

　　中国花卉报副总编辑钱振权曾针对苗木产业化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苗木企业与高校合作，构建起“产－学－研”为一体的技术支撑体系，提高苗木品种的优良性；二是苗木企业要向集团化方向迈进，政府也要在当地培育一两个龙头企业，形成“龙头效应”；三是培养专职苗木经纪人，为专业化苗木批发市场拓展销路，减少市场风险。

　　依托市场建苗木基地

　　如今，“森林重庆”对生态苗木的大量需求又为生态苗圃的发展带来契机。

　　“不到一个月时间，生态苗木就涨价20—30%，”重庆天工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伟很快租下沙坪坝区曾家镇双龙村六社的400多亩土地，将公司苗圃面积扩大到800亩。

　　来自工商部门的初步统计，近两个月内，我市注册与苗圃有关的企业就有上千家。有关人士认为，一方面市场有需求，另一方面苗木价格上涨，吸引了企业。与此同时，很多区县于是“大兴苗木”来堵住“缺口”。

　　比如，江北区在鱼嘴镇双溪村，规划了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主城区最大的苗圃基地；北碚区依托静观花木基地，新建、改建苗圃基地3000亩，专门培育工程建设用苗；合川区实施花卉苗木工程，规划建设花卉苗木基地1万亩……

　　苗木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也让人发出疑问和担忧———会不会在森林工程结束后，出现苗木基地过剩？

　　陈林、何平、向国伟等一致认为“不会”。因为，重庆苗木产业的发展不是“自给自足”地满足自身需要，而是将目标锁定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苗木供应基地，视野和平台都是放在西部乃至全国层面去发展。

　　另外，有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积极引导，比如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来鼓励企业改造现有苗圃、实施规模经营；在苗木产业规划上，进行了统一布局；在融资渠道上，推出多元化融资模式；在销售渠道上，采用订单式销售……

　　它山之石

　　来自全国苗木基地的产业化启示

　　启示一：集团效应

　　杭州市萧山区有中国花木之乡的美称，目前有500多家企业、3万多农户、6万多人口从事花卉苗木的生产、经营、销售、园林工程及与之相关的服务。

　　由于有庞大的种植基地、销售网络、交易市场，萧山形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苗木集散地。在数次国内外大型花卉苗木招标中，都是由萧山区政府出面组团参加。萧山苗木已经形成了集团化的作战模式。

　　启示二：苗木经纪人

　　在同样以花木产业闻名全国的江西省大余县，工商、司法等部门每年都要对种苗经纪人进行经营策略、交通运输、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目前已经打造出一支600多人的种苗经纪人队伍。这些经纪人瞄准种苗企业、苗农与市场，奔走于城乡之间，倾力出谋划策，广猎信息，为种苗企业、苗农提供信息、联系销售、保护权益等方面的服务，在催化壮大种苗产业化发展中大显身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启示三：市校共建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素有“中国青梅之乡”的美誉。但伴随着市场的变化，原先遗留下来的青梅品种逐渐被淘汰。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基地与长兴东方梅园，由此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化技术联姻的典范。现在，全县至少有7家苗木企业以基地为依托，与浙大开展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合作；有好几千户农民从事观赏植物嫁接，种植面积达到上万亩，并很快在全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嫁接花木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