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是关于城市文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城市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不要围GDP为高，要走出这个误区，要打造我们的软实力，城市的持续创新的源泉是文化，而不是GDP，GDP谁都能创造，而且一个城市最终展示的还是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城市，我认为经过历史的沉淀过虑，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基因，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因，上海为什么叫海派文化，我说这就是基因。正因为基因不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面孔，都有自己的性格。基因你看就知道了，这妈跟这孩子一看，面孔就是一个基因，我觉得城市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城市比作一个容量巨大的储存信息的硬盘的话，那么城市这个硬盘它的库存里边保留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命脉和它的文脉，它的脉络，这个恰恰是城市最宝贵的东西，它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储存在这个城市的硬盘里边。很可惜，我们这样一些硬盘，这是北京的，我们看北京的基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种文化密码，他有大量的信息，这是最中心的那一块，我觉得我们大量山洞的删除键。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加速，不停止按这个删除键的话我们城市的宝贵资源将消失，将灭绝，没有了。我们文化大革命已经灭绝了一次，我们新的建设还能够再去让它消失吗？所以这字现在到处可见，就是拆。而按照我们国家设计的要求，普通建筑起码要用50年，而建筑又跟食品不一样，食品期了你就不能再吃了，就要扔掉。建筑到50年，是个安全使用期50年，经过维修保养以后还可以继续利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外白渡桥，我们市政工程跟同济大学对于它的安全性做的坚定，认为还可以服务30年，现在正在大修。我们现在大量的是20年不到30年不到就把它拆掉了，台湾也是如此，台湾抽样的结果大量使20几年全拆掉了，超过50年拆掉的比较少。日本也是如此，东亚是一个非常浮躁的地区，不仅仅是大陆，台湾、日本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拆。GDP上来以后就不知可否。

　　我们看看欧洲，欧洲住宅的寿命，我们看英国平均下来都130多年，就是寿命低的也是70、80年，这里包括东德了，起码是80、90年，我们是20、30年，那么谁是资源节约，谁是环境友好，这很明显。你拆的越快寿命越短，你这个温室气体的浓度就越高。这就是使用的寿命和二氧化碳浓度之间的关系，寿命越低浓度越高。我们的城市如果失去了记忆，这个城市就向失语，你还说什么话呀，你记忆都没有了。我们的文化就没有了根基，将变得浅薄。城市的特质就不存在了，你的面孔是苍白的，你的大兴土木只不过是用现代的材料和技术为自己打造的一个假面具。我们不就是这样吗？什么欧陆风盛行，那不是带一个假面具吗，我们还沾沾自喜。所以在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间，一定要这种制止破坏资源、毁灭文化的大拆大建，我们不能花了大量的资金拆了真正的遗产建假古董和养古董，这是劳民伤财的。我们要通过立法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另外我们要通过设计创新，用高超的设计技巧整合好和利用好这些遗产，这方面我觉得上海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我暨词到上海参观学习，有很多好的例子，今天我就不讲上海了。

　　我讲一个北京的例子，就是“798”，这个项目的设计单位的所在地在（德绍），所以他援建的798是个电子工程，包括它保留了一些工业的遗产，因为电子需要一些煤气。现在它是搞成了艺术家的创新中心，798创意广场。它建筑大概有220到240万平方米，分几个年来，有一些就是后来建的比较新，现在都改成了一些艺术展览和博览的东西，他定期啊轮换有一些展览。这是中国雕塑学会在里面举办的金属雕塑的雕塑展，另外最有特色的就是锯齿型的天窗。他有些展览，我们看锯齿型的天窗包括这种结构都保留了当年的样子，也留下了一些文革的标语，留下了这样的一些记忆，四个伟大，“万岁万万岁”，一些设备也都尽量地留下。包括一些车床现在都当做家具陈设摆在里边。

　　另外一个就是（油轮斯）他也租用了一套房子，这是他的室内，烟囱也都保留下来，这个大灯就是（艾未未）的作品，好多都是现代艺术作品展。原来很枯燥的一些工业场所，由于有了艺术品变得生动活泼，充满着一种艺术的氛围。798在里边转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因为里边艺术品经常在变，很前卫。同时这些车间还在生产，这是还在生产的车间。

　　再举一个例子天津，天津的一个玻璃厂，这个玻璃厂停产了，后来万在那开发搞住宅，他就保留了铁轨，这有一个铁轨，这铁路他保留下来了。当年装运玻璃的仓库保留下来了，留下一点记忆，这就是铁轨，他利用铁轨做了露天的住宅展览，当年的家具，当年50年代的家具，到了这头上大的库房，当时这个厂是68年建的，2006年进行改造，把它改成了一个会所，这是会所里边的游泳馆。

　　我再介绍一个国外的例子，这是我在挪威奥斯木，他是市区里面的粮仓，这已经不用了，这要是我们绝对炸掉，一个构筑物，当时他招标。招标的结果中标的是把它改成大学生公寓，我们看中间的这一台大圆筒打开了成为一个走廊，然后这就是学生的起居。走廊的这一半，一半是卫生间，一半是厨房。加了16层楼板，原来是大筒仓装粮食，墙上开了窗，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它的结构还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不能把炸掉，它还有价值。这是打开的走廊，这是一个筒仓圆形的学生的起居，床是晚上放下来，白天就立起来，是两个学生的，很小的一个小厨房，包括卫生间。这是公用的洗衣房，公共活动的空间，卡拉OK。在市中心的这个大粮仓，绝不把它炸掉。

　　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在于品位，所以我们的创作要坚持实用、安全、经济，另外我觉得关键要提高你艺术质量的美学价值，而不在于那种新奇特。而我们现在有一些不好倾向，一个就是规模上的膨胀，个越做越大，好像体育场上你不做8万就有点不过瘾，不管城市多大越做越大。第二个在竖向上越做越高，在形体上越来越怪，越来越酷。表皮就是单纯的包装，这些东西我觉得就需要研究了，我认为这不是创新。创新不能为所欲为，还要恪守实用、安全、经济各个方面，回归到它的本质。

　　在美观方面我觉得要遵循美学的基本规律，不能我要盲目的追风，更不能简单的克隆。要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是要吸取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传承我们自己的东西，要有我们的基因元素，这样我们才会有特质。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世博会的中国馆，当时入围的有8个方案，这8个方案我认为都很不错，都非常好。这是其中的4个，这是另外的4个，当然最后用的是这个，我觉得最后选择这个方案更重要的是看中了对中国元素。

　　最后就是关于和谐统筹发展的问题。对于设计创新来讲，我觉得关键是三个层面上的东西。首先就是总体规划层面，我觉得这个啊要有战略的把握，所以宜居局部的搞不行，必须有战略的控制。特别是大城市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比如交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你怎么办？我以交通为例，库里提巴走的一条就是通过规划的控制发展快速公交，他可以保证做到公交的时速80公里，不行五分钟可以到达一个公交站点，而且等候车和上下车的效率大大的提高。这是（尼曼）为库里提巴做的艺术馆，老先生102岁了。我们开会他也到会祝贺，正好那天是这个美术馆剪彩，这是国家的总理为刚才的美术馆剪彩，这个人就是库里提巴的市长，他是一个规划师，一个建筑师，他当完市长当省长，他竞选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会长居然选上了。他的规划我们看他的高程绝对是集中布置，就在高层区他首先解决快速公交。他的创新在哪呢？他的侯车是有车展的，就是一个桶型的侯车楼，这个侯车楼你要先买票，残疾人当然也可以坐公交，买了票以后在这里等车侯车，所以他车上是没有售票员的，车来了以后，我们看为什么他要做展台，这是车的平面，车底的平面，因为公交的效率低就低在上下车的时间，老人孩子因为有一个高度，他就特别慢，所以有了这个展台以后就像走平地一样很快，而且买好票了，所以库里提巴的公交是一种创新，他是把交通的城市规划跟城市的空间布局仅仅地融在一起的，所以他是一种绿色的交通，我觉得这就是创新。我们今天什么什么号不能走，明天那个号不能走，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解决城市的顽症要依赖于总体的把握。我们现在城市设计这一块还是缺乏，做的不够。现在大量的门禁社区，北京就有3700个大院，结果把城市的路全部切断，你搞了那么多环，搞了那么多那么宽的马路没有用，为什么呢？它是毛细血管不通的。所以我觉得城市设计这一环一定要坚持整理和谐的原则，体现一种开放共享的一种理念。我们要有容积率，但是你要做好平衡，包括开发的持续。各种交通，包括动静态的交通要做好衔接。另外就是尺度风貌，我们的建筑设计都不错，但是往一起一忙就杂乱无章。

　　说到这我就想上海，还有一条黄浦江，这给城市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界面，就是原来的外滩跟新的浦东崭新的形象，长期以来上海的老外滩一直是上海最宝贵的，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现在对这个天气干扰太严重。比如说像这个离外滩太近，我觉得我们的城市设计，包括总体，特别是城市设计要把它控制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天级线，是上海的过去，上海的历史一个非常典雅的天际线。这些建筑一体量，一方面空间的布局，另外从形式上我们觉得和纽约的克莱斯勒和拉斯维加斯的风格，我觉得放在外滩这么近，比较遗憾。我觉得特别现在要注重保护好老的天际线，一应要严加保护。

　　浦东的天际线的问题，上海中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城市设计一定要做好，就是现在这块交通的问题，绿化的问题，地上地下的开发问题，也包括天际线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做好这一块的城市设计，这样的话整个浦东会构成一个现代的和那个老的和浦西的天际线形成对比的献计献。这两道天际线对于上海的城市形象，我觉得最具特色。关于单体就不再多讲了，单体当然也是很重要，它是一个细胞。建筑设计的创新大家都在讲，但是我主要讲，我们不要只在表皮上做文章。这是老城市的市政府，据说原来不是市政府，后来又是市政府，后来又说要拍卖，拍卖也没有人接。它的提醒包括到表皮，五大班子一家一个，中间来一个大会堂，这样的表皮在里边办公能舒服吗？而且我们看在哪见过，这就是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观众厅围墙的外侧表皮，和刚才那个是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一个设计师。你把大剧院的东西搬到了成都，这就是大剧院，歌剧院的栏杆也是这个东西，而居然这个东西它就能中标。表皮上做这种文章，我觉得实在是根本谈不到设计，创新就更不搭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创新一定要回归到建筑的本质，实用经济美观，还有就是安全。这是汶川地震以后安全问题，我觉得安全不是没有创新，安全里面有很多创新的问题。我们看汶川地震的算是最大的，我们把这两块，这个是住宅27%，这个是非住宅20.4%，汶川地震损失最大的是建筑，这两个加起来就是47%，人是另外一回事，我说的是物质损失。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重视城市的防灾，建筑的安全，我们应该有预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创新体系，安全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讲这三方面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当中解决，前进当中的障碍要靠创新突破，只要我们有创新，我们就可以在新的高度和水平上加快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化就会有序的推进。

　　宋春华: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

　　本文节选自宋春华在改革开放30年上海城市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