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灭亡：城市性的历史

　　我最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遍览了数千年城市的历史，跨越了数千里的景观，从加勒比海岸到太平洋，历经了低地与高原。

　　在这次旅程中，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类人是普通、谦逊的，但却是健康、多产的，并且依然生机勃勃；另一类则是特殊、高贵的，但却是扭曲的、已经死亡的城市贵族。在玛雅文明中，那些城市的统治者们通过切断手指、压扁头盖骨这种扭曲的方式来彰显他们的权威和高贵的血统。直到上世纪初之前，中国的少女们还被迫“裹脚”，以便能够嫁入豪门，成为“城里人”，那种正常的“大脚”姑娘则被视为粗俗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体验到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朴素、真实的，饱含了辛勤的劳动，繁荣至今；另一种则是宏伟的、壮丽的，如海市蜃楼一般，但却都已成为废墟，包括古罗马的城市、玛雅的城市，还有被焚毁的中国圆明园。这些已然为废墟、却曾辉煌壮丽过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观，都是由那些扭曲的上层阶级、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价值观指导下建造的。

　　我认真地思忖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属于下层文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它是隐形的，鲜见于历史教科书中，但正是他们才领悟到了生存的艺术，并创造了真正的景观和充满生机的真实世界；而另一种是所谓的上层文化，来自于城市，历史上声名显赫，他们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艺术，纵情于享乐与装饰，创造产生虚假的景观和虚假世界，最终走向灭亡。

　　不幸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和景观的设计都是由上层阶级来完成的，之后这种城市设计的艺术便沉缅于所谓高尚文明的浮华装饰、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间天堂”般的花园之中。而现代的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仍然还是基于来自希腊、罗马、玛雅以及中国古都等城市废墟中的经验。学生们所学的是为了继续建造腐朽，而不是为了生存。

　　二、从“粗野”到“城市性”（Urbanity）的运动以及生存的挑战

　　每年，中国13亿人口中的1%都会涌入城市，从“粗俗”的乡下人变成“高雅”的城里人。20年内，全国65%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城市性和城市价值观的传承不仅改变了城市本身，而且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自由奔腾的河流被大理石包裹成笔直的沟渠；充满野趣的湿地变成了光鲜的池塘和喷泉；自由生长的灌木被连根拔起，转而被替换成修剪整齐的装饰植物；乡土的野草则被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的常绿的外来草坪所替代。

　　在当今中国这股“城市化妆运动”的大潮下，城市设计逐渐迷失了方向，转而追求毫无意义的风格、形式以及华丽的异国情调。如今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重现“花石纲”的造园工程、挥霍钢材的鸟巢、华丽而骇人的CCTV新楼、不惜浪费大量能源的国家大剧院等等。所有这些城市的标志物，都折射出从那些消失的所谓上层阶级那里所继承的腐朽的价值观，而这些只会加速生存环境的恶化。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1%，但却只拥有世界上7%的耕地和水。全国662个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而且没有一条城市内或城市外的河流不被污染。中国的西北部沙漠化趋势已经迫在眉睫。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50%的湿地都已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性”价值观下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可持续的吗？而中国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巨大现实背景告诉我们，城市设计应该重归“生存的艺术”——一种土地设计与保护的艺术。

　　三、城市性的再定义：作为生存艺术的城市设计

　　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作为城市设计者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下分别从价值观、城市设计的定义与实践、设计方法论等角度提出三个策略：

　　第一， 价值观的改变：重新定义城市性，重视乡土性，回归土地与人的真实关系。

　　第二， 城市设计的重新定义与实践：回归城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第三， 规划设计方法论的改变：“反规划”，围绕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城市设计。多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可以保护景观中生态的多样性、文化的归属和认同以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它还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地区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维护雨洪过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迁移，保护文化遗产，建立休憩系统。生态基础设施将成为多种进程的综合的媒介，成为“天——地——人——神”和谐的基础。

　　这些策略的核心就是将“城市性”和“城市化”重新定义，以生存的名义重建城市，反映土地和人的真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