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您经常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是否感受到中西建筑理念的碰撞？

　　张永和：其实，我更多看到的是西方建筑思想被中国引进，包括西方一些大师在中国设计的标志性建筑，而中国很多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也有西方的渊源。这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中国建筑师接下来要更有意识地反思西方的影响，这个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了。

　　如果大家都是埋头苦干，而不去考虑这些，中国建筑的成长就是个问题。我并不那么乐观。并不是说中国有了那么几个特殊的建筑，中国建筑的整体水平就带起来了。“鸟巢”的设计师是瑞士人，瑞士建筑水平高，并不是因为有人能设计“鸟巢”，而是走在街上，发现大多数建筑质量都不错。

　　而在中国，一大堆建筑跳出来，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质量没上去。比如像央视新大楼，你喜欢与否都不要紧，实际上这个建筑跟我们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关系。比如我，住在北京西北边，很少去东边，即使去，也就是看上几眼，如果是商场，还会进去买点东西，还有点关系。所以，这种重要建筑，一方面的确很有意义，另一方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关系。也就证明，大家对它的认识就当做一幅画看，这实际上脱离了建筑的本意，还不如就在家里挂张画。

　　《第一财经日报》：国内很多知名建筑是国外设计大师负责的，包括央视新大楼、“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标志性建筑？

　　张永和：前三个建筑与国家大剧院设计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后者可能是我们学校大二学生的习作。水立方的技术含量，学生设计不出来；“鸟巢”的结构复杂性，学生设计不出来；央视新址在形式上的突破，学生根本不会想。并不是说大剧院不好，其实就是这个水平。业内人士看来，就是基础物理学和相对论的差异。

　　如今是市场加媒体的时代，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很大的。这使明星制变得很重要，因为有商业价值。比如LV和GUCCI，你有钱，没有判断能力，于是你信任这些品牌，这些品牌也就生效，这很自然，我绝对不是批评。但中国建筑不能停在这儿，需要自己有判断力，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咱们请这些建筑大师过来，真的很棒，但大家不想想，为什么不请国外最好的城市规划师，请国外最好的社会学家帮咱们来看看城市大系统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我们更需要城市规划师？

　　张永和：我们的城市面临交通、能源、环境、安全、是否方便、舒适等等问题。小孩上学、日常购物是否能就近？每天到底多少时间花在路上？国外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些问题的研究，包括规划师、交通工程师、能源专家等等，都是很专业的。现在咱们不请这些人来，不关心这些，其实我们更需要他们，他们的工作是真正跟老百姓每天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而不是央视新大楼等。

　　目前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念非常落后，考虑的只是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没想到城市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环境的重要。我们光做些表面的、装饰的工作。中国造了25年的新城市其实宜居的城市不多。一个城市的居民不应该接受和容忍这样既有噪音污染，又有空气污染、交通不便利、买菜困难的城市。

　　我不光是一个建筑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北京的情况不如上海。地面交通、城市布局的密度、商业混合的程度，上海都比北京好，当然这是指浦西，不是浦东。浦东交通现在看起来比浦西好，那是因为没住满，住满了，绝对不如浦西。浦东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城市。浦东就是北京，容量没满的时候，似乎有些优势，一旦密度与浦西一样，情况一定比浦西糟。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比较关注建筑和城市的关系，怎么在工作中考虑建筑和城市之间的有机结合？

　　张永和：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你自己有一幢好的房子或者公寓，但是城市不方便，环境很差，你不就是被软禁了？人们首先是生活在城市里，然后才是住在房子或者公寓里，不要颠倒了这个关系。如果上班路上要花几个小时，肯定影响心情。建筑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城市的方方面面对生活的影响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