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应该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

——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从去年5月到现在，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据粗略统计，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去了四川灾区近40次，其中去年5月到7月间，他在灾区工作了两个月。

　　时至今日，谈起他所积极投入的四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他依然充满情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加抗震救灾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李晓江说：“作为规划师，应该始终把社会责任、国家责任放在第一位。”

　　抗震救灾：从本能的冲动说起

　　记者：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迅速行动，立刻投入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由此受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灾区绵阳市、德阳市的表彰？

　　李晓江：谈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加这次抗震救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用了一句话，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积极参与抗震救灾，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

　　记者：本能的冲动？

　　李晓江：对，是一种本能的冲动，用不着谁去动员、去下命令。从院到所，到每一个专业人员本能地就会去做。

　　我觉得院里有一种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的风气：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当国家、社会需要的时候，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会冲在第一线，不管是救灾、扶贫、抗击“非典”，还是援藏、援疆、援青，大家都很积极，始终坚持把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位。

　　记者：延伸了来看，这也是我们城市规划行业的整体风气？

　　李晓江：确实，这也是我们城市规划行业的一种良好风气。

　　规划师应该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城市规划教育一代宗师金经昌先生有一句名言：“城市规划是为人民服务的。”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而且一直以此来鞭策自己坚守规划师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

　　记者：为人民服务，这是规划师的安身立命之本？

　　李晓江：我认为这是规划师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定要把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规划师。这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良好传统。在国家碰到重大事件、重大灾难的时候，这支队伍一次次得到检验、得到锻炼。

　　面对应急事件，规划师可以有所作为

　　记者：职业精神是一个方面。另据了解，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时，还做了非常专业化的准备？

　　李晓江：我们当时对到灾区工作的困难估计得相对比较充分，事前做了很认真的准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然，更重要的是事先我们在资料和图纸方面的充分准备，我们打印了可能获得的所有地形图，还分别为清华院、同济院准备了成都、阿坝地区的地图；我院名城所还整理了关于羌族历史文化的专题材料。

　　记者：在重大灾害面前，规划师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有所作为？

　　李晓江：一方面，政府要发现、组织他们；另一方面，作为规划行业自身也应该有相应的技术储备。

　　另外我认为还需要建立一套规划师应对灾难的应急机制，这是在汶川大地震以后规划行业应该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事情。

　　记者：您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怎样的规划师应对灾难的应急机制呢？

　　李晓江：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有一个较完整的分层次的规划院的体系，从国家到省、市、县，每一个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这应该是从规划层面做好防灾和应急的一大优势。各个规划院把自己的事办好，有充分的准备，当灾害突然降临时，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启动应对措施。各级规划部门和规划院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国家、省、市的灾害类型和易发地区进行系统梳理，各级规划院承担起系统梳理本辖区内灾害类型分析和灾损评估的责任，做好基础信息，地图资料等应急准备。

　　此外，在编制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城镇体系规划的时候，也应该特别重视安全、防灾和应急。这次汶川地震反映出一些地区道路交通保障条件很差，城乡生命线工程非常脆弱。因此，我们在灾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中特别强调“生命通道”的路网规划。

　　合理布局，可以防患于未然

　　记者：最近几年，重大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也许，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

　　李晓江：最近几年重大灾害频频发生，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越来越大。作为规划师，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应用规划去引导我们人口、工业和城镇的布局。过去我国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城镇化进程缓慢，工业化水平低，发生重大灾害后的重建能力低，无暇从布局角度考虑调整，也不具备调整布局的条件。但是现在不同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可以投入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唐山地震时我国GDP总量的3倍！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考虑以长期安全为前提的布局调整问题。

　　如何从历史的尺度，对宏观层次去思考灾害频发地区和资源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与布局，是规划师面对的重大课题。

　　规划师要有独立精神，实现社会理想

　　记者：有些问题是出在宏观认识的层面，原因在哪里呢？

　　李晓江：原因可能在于规划师独立的职业精神越来越缺少了。虽然在抗震救灾这方面我们的规划师做得很好，但在一些重大、复杂，深层次问题面前，我们已经没有当年的梁思成、陈占祥先生的勇气了，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是没有底气说话还是不屑于说话？可能都有。

　　记者：这可能牵涉到一个问题，现在的规划师，到底是在为谁做规划？政府、百姓、还是开发商？这可能决定了规划师说话的“底气”。

　　李晓江：我觉得现在规划师越来越多的是在为“富人”做规划，富人有两类：一是作为个人和企业的“富人”，二是作为发达地区政府的“富人”。

　　记者：也就是说，是在为强势群体做规划？

　　李晓江：是的，在为强势群体做规划。

　　关注沿海发达地区的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发展，这并没有错。但我担心规划师的视线忽略社会公平正义，忽略社会底层。

　　20多年前我在英国进修时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全世界的规划师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至少是理想主义者。规划师的行为影响着社会，规划师应当承担着改良社会、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规划师的激情来源于理想，而规划师的职业理想应该是与公众的理想一致的。

　　规划师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公众的理想，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前辈通过自己的奋斗与献身去实现社会的理想，而不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个人的理想。

　　记者：热衷于实现个人理想、技术理想，还是真正服务大众的社会理想？值得深思。

　　李晓江：你这个归纳得很好。作为规划师，你究竟是实现自己的技术理想，还是社会层面的公众理想，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个好的规划师，应该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职业理想结合起来，仅有职业生涯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职业理想、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有机结合，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体现个人价值。

　　规划师的社会责任，“道”在平常

　　记者：规划既然是公共政策，规划师就应该把维护社会公平、为弱势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李晓江：是的，规划师应该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既然从事这个职业，就一定相信，通过规划师的努力，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好。这种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抗震救灾中，因为这个事件太重大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用一般人的标准都会去做。但要在平常每日的工作中持续地做下去，就需要职业精神了。

　　就目前规划行业而言，规划师对效率问题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公平问题的关心；对发展问题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这是件挺可悲的事。

　　记者：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呼唤规划师社会责任的回归？

　　李晓江：从知识、研究能力来说，规划师不欠缺，但欠缺关注，欠缺态度。我注意一些较高层次的有关这些社会问题的争论，几乎没有规划师参加，其实恰恰规划师有很多触角去了解和关注这些问题。

　　记者：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都和规划师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李晓江：是有直接关系，如农民工进城、低收入人群住房，交通与公交，城乡土地问题等。经济学家对社会公平的问题关心越来越多，社会学家更是如此。但是规划师在这方面的声音相对较弱。

　　现在的规划师在工作方式上，更倾向于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规划师。即使一个很有社会责任心的规划师，也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些很具体的规划设计，而不愿意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去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规划师的责任，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物当中，我们敢于承担、勇于承担，这一点我们做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把规划师的社会责任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去发出更多的声音，这一点我们的能动性、主动性很不理想。

　　记者：但规划师们也有规划设计任务的问题，很多规划师埋头于具体项目，而忽略了社会责任的思考？

　　李晓江：当然，做好规划设计是规划师的本职。我在院里一直说规划设计是院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实践基础和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即使有再大的热情，再强的责任心也难以作为。

　　但当你拥有了这些基本条件以后，是甘于平庸，满足于物质利益，只是最低限度地履行一些社会义务，还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真正有理想的规划师、规划机构的这样一种位置上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差别，一个有理想有社会责任的规划师或机构，他的精神风貌，工作状态和成果品质都是不同的。

　　·采访后记·

　　细节中的“大”院长

　　与李晓江院长的采访约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但真正开始访谈却在晚上七点以后——他太忙了。

　　在经过下午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我们如约来到他的办公室里。看得出，他刚刚忙完，略显疲惫。

　　当然也没有时间吃晚餐。为了给自己提神，他倒了一杯咖啡，并且拿出一些饼干之类的零食给我们吃。看起来，就像到四川灾区准备了充足的压缩饼干一样，李晓江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准备了一定的“给养”———经常加班，顾不上吃饭，也应该是常有的事。

　　或者，这只是细节。他回避我们所说的关于“五一劳动奖章”的话题，说那是全院的共同努力，是大家的功劳。他再三强调的观点是“规划为人民服务”，这让我想起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铭记》中，他在灾区接受采访时的屡屡动情。

　　当然，这可能也是细节。但在这细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