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在寻求经济增长和追求舒适生活方式时，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负荷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需求；另一方面，在科学问题清晰的情况下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却议而不决。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袁奇峰教授。

　　记者：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吵吵嚷嚷，大家在争什么？

　　袁奇峰教授（以下简称“袁”）：自1750年以来，以化石能源驱动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全球生态，人类在近350多年来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多到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一个天棚，将地球表面弄成了一个大“温室”，这已经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出来——地球表面生物圈出现的生态危机从科学上看确实没有什么疑点。

　　但是在科学问题清晰的情况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却争议不断，原因何在？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但其中不乏政治和商业博弈。如今，碳排放的问题已演变得既重要又复杂，其影响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从宏观层面来说将会重塑世界的格局，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则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谈判中，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是坚持“京都协议”所确立的“共同的责任，区别的对待”的双轨制原则，其核心就是要求对碳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要刚性绝对减排，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按GDP总量相对减排，由于部分发达国家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争执。

　　客观来讲，中国对减排非常重视，这些年来国家强调科学发展，减排的推动力度确实非常大，减碳指标层层下达，种种成绩有目共睹。如果所有国家均一实行绝对减排，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要停止，所以实行“双轨制”就是要给发展中国家法定的发展机会，期间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权等种种敏感因素，需要寻求相互之间谈判的平衡点。

　　记者：城市能够为减排做点什么？

　　袁：城市如何能做到精明发展（Smart Growth）呢？这需要精巧的规划与算计。社会及政府应该倡导减碳的生活方式，从宏观方面应该优化城市结构，提倡紧凑发展的城市形态，交通应该采用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方式，在城市里应该留下更多绿地和风道。以美国为例，很多城市规定了城市的增长边界，划定绿环、绿地、绿道、蓝道是不可侵犯的。

　　1.人口比较密集、紧凑的城市有利于减排，其好处在于节约用地，可以维持较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可以共享，另外公共交通的盈利更有潜力，可以在交通上更多地依赖公共交通。

　　如果大家都选用地铁、公交等集体运输工具出行，那么仅仅在交通模式上就可以较好地实现减排。现在中国的小汽车潮对城市的冲击很大，但并不合乎绿色减碳的发展趋势。1930年代的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城市在有轨电车轨道旁边的路面都辅上石块，可以在繁忙时段让小汽车借道行驶；而今他们又纷纷把石块挖掉，恢复绿色的草坪，通过压缩小汽车在城市里的空间，来鼓励使用公交和扩大步行的空间。汽车时代更应强调的是步行、非机动车的权利，这是西方从1930年代的汽车时代发展到现在“后汽车时代”总结出来的经验。德国城市规划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的城市都具备超大型的步行区，这些步行区多由几个街区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大禁车区，这里面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城市的商业复兴机会就因此而来。

　　2. 由于热岛效应，市中心一般高于郊区2-3℃，我们位于亚热带地区，空调的使用频率就更高，排放也因此加大，外界气温也随之升高，这个负循环的结果将造成更多的能源耗费，排放出更多的碳。因此控制良好的城市结构形态比控制城市规模似乎更重要，通过加强城市生态的研究，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维育，从而使城市的热岛效应降低。假如整个城市结构规划理想，能够安排足够多的绿地、河道形成风道，让夏季主导风可以进来，热岛效应将会有所降低。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就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思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 》）古代成都城就不是一个正南北的城池，而是采用北偏东30度的轴向，顺应主导风向和河流走向。

　　记者：广州城市规划离绿色减碳还有多远？

　　袁：好的城市规划师就是好的裁缝，要会把自然界的风、水、山、林、田、海调度起来，减轻热岛效应。为什么白云山、果树保护区有北肺、南肺这样的称呼，其保护受到那么多人的重视？其实好的城市生态规划就是最大的减排。目前广州及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和街区的规划中只看到房子，看不到公园，这样的开发方式，以后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广州的沙面显然就是一个精心规划过的地区，滨江绿带、中央绿化大街、规则的街区格局是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规划的典范，可惜的是并未被总结推广。

　　130年后，再次有一个来自美国波士顿的规划师托马斯夫人为珠江新城做了规划方案，最精彩的莫过于在中轴线上保留了联通珠江的长长的绿道，在居住区中间留了很大的中央公园……在寸土尺金的CBD里留下这些地区，从经济的角度看来似乎是一种损失，但在城市生态上是得益匪浅的。正因为中央公园的生态结构，在其周边开发的楼盘建筑容积率可高达5-8，开发的经济型并没有损失，所以说一个有着精巧算计的城市设计。

　　在广州“北优、南拓、东进、西联”的发展战略中，我们曾考虑过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组团网络式拓展的城市结构，各个组团间有大量的绿化间隔，形成如大学城、广州新城、南沙等板块的一片片独立的新城，然后通过轨道交通把这些组团连在一起，中间由绿色隔离带把其分隔开，这种城市结构及其交通方式就是绿色的，可以较好地避免热岛效应。好的规划方案正如好的中医治病，要在治病救命的时候就要把副作用也一起医治。

　　记者：大家能够为城市的绿色减碳做些什么？

　　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市民的事，大家要参与，要监督，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行动，这需要有社会共识。今天我们距离建造绿色城市还有很长一段路，其中可以有三个衡量指标来衡量：

　　1.广州的城市政府何时改变消费社会标准，不再把推动小汽车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或许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2. 广州的市民对公交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许开始认同BRT，那么市民就开始具备了节能意识；

　　3.对于个人来说，在选购楼盘的时候，应该从减少浪费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建筑面积。如果能把节能作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时，绿色减排的意识也就崛起了；如果大家还停留在买豪宅、豪车，以大面积住房为荣这个阶段，那么离节能减排还差很远。2006年以后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如鼓励多建小户型，抑制奢侈建设的大户型等。而一旦遇到2009年“保八”的情况，豪宅就又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样也不利于减排节能理念的推广。

　　城市的绿色之路在每个人的心里，在于全民的觉醒中。

　　记者：此起彼伏的低碳住宅概念，正在减排节能的背景下雀跃而起。绿色建筑与社区的未来走向如何？

　　袁：倡导绿色建筑/设计评审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现在不少绿色生态楼盘评审过于粗糙，难以推动核心问题的解决。目前所提及的绿色楼盘多数还停留在使用有绿色标签的产品。

　　当然绿色标签是很好、很重要的管理制度，应该提倡开发商尽量多用绿色标签产品。另外，国家还应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补贴，鼓励大家多用绿色标签产品，但绿色标签制度的制订还尚在尝试阶段，这对国家来说是个挑战。长远来说，随着工艺的改进，这些绿色产品的成本以后会不断降低，开发商主动地使用绿色产品是非常必要的。

　　香港政府去年开始鼓励市民以楼宇为单位作碳排放估算，并拨款聘请碳评估师免费为居民住宅作碳估算，碳评估师会评估目前屋宇的能源耗费状况并提出相应改造方案及建议。同时，政府另外拨款补贴有绿色标签的节能材料和设备的销售商，这样市民就可以根据评估机构给出的建议，来优惠地购买所需的节能减排设备，享受政府的补贴。市民通过设备和材料更换来减少碳排放与能量耗费，也降低其生活成本，香港政府的做法用心良苦。

　　另外，房地产开发的楼盘设计也要精心。传统的岭南建筑就有不少手法，比如西关大屋里的冷巷，可小范围内降温，但自从空调出现以后，现代人普遍不太关注社区气候的设计问题。广州的日照强烈，相对而言太阳能的应用推广情况很不理想。房地产项目要经得起通风与日照的检验，冬天要保证室内有日照，从而使降低采暖费用，夏天要把风引进来，减少空调的使用频率，太阳能的利用也是理想的方向，而这些都需要精巧的设计手法来支持。

　　西方建筑界津津乐道的许多节能办法多是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的，甚至通过排放转移来实现，所以依靠技术和设备来减排的这种主动式减排无疑是富裕社会和富裕业主的游戏。广州最著名的节能建筑应该算珠江新城的广州发展中心，由于装置了外挂的遮阳板，仅仅是这套装置就多投入了几千万元，长远来看，空调费用可能会因此而节省，但对刚刚起步的项目来说，经济性就差别很大，增加了经营的压力，特别是对业权分散的写字楼更甚。

　　另外，广州大学城设立了集中式能源分布站统一供应整个地区的空调，原设想通过冷热联供的原理集中化、集约化来减少一家一户使用空调的耗能。但由于这些设施需要一定的用户量，并且需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所以目前的运作情况暂时不太理想。设备上的改变能够提高能源效率，这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需要谨慎评估；新能源的发掘，加强新技术的研发，对新技术的鼓励，这些都将是更大的课题。

　　在强调高科技节能的今天，相对于代价昂贵的主动式节能，我更倾向于被动式节能。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正节能的建筑可能需要更多地采用传统的做法，通过增设遮阳板、控制开窗面积、合理设计建筑（布局）的朝向等传统智慧来降低空调成本，减少冬天的热量排放，推动减排？这是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