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名扬中外。这不仅因为苏州现今保存的古园为数众多，更是由于这里造园的历史极其悠久。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苏州最早见诸史籍的园林，出现在春秋吴国营建阖闾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自此之后，造园活动几乎一直绵延而不绝。尤其是在唐宋之后，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官宦因向往这里的山水秀丽、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而到此定居，从而带动了当地园林建设的发展。时至明清，不仅“吴中豪富，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隐洞，凿峭嵌空为绝妙”，就是“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黄省曾《吴风录》)在如此普遍的造园之风的影响下，不仅当地园林数量激增，同时也促使造园艺术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来赞美苏州的园林艺术(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实非过誉之词。
    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园林的生成与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从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看，凡造园活动兴盛的地方，一般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物质基础及深厚的文化渊源。而这在苏州的社会演进中，始终未曾或缺。苏州自春秋吴国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选址合理、规划适宜，加之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未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经济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园林发展具备了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从有关的史志统计，自春秋吴国营建宫苑以来，著名的苑园可以千数，而且广泛分布在吴地城乡，至于仅凿一池、点数峰、莳栽几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胜数。正是这千百年来极其普遍的造园实践，才使苏州的园林艺术趋于成熟。因此，回顾一下苏州园林发展的历史，对于加深理解苏州古典园林艺术，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东吴大地的史前文明
    园林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和文化的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苏州的历史演变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极早。虽然见诸史料的吴地历史，开始于商朝末年，但近代考古的成就，却为我们述说：早在一万多年前的上古时期，这里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而且在当地居民几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极其发达的史前文化。之后苏州的发展，尽管并不完全承袭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环境，同样孕育了后来的苏州经济和文化。因此，在叙述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之前，也需对此作一扼要的介绍。  数亿年前，我国东部的长江下游一带，曾是一片荒凉沉寂的华夏古陆。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时期，地壳的断裂、褶皱以及岩浆的喷涌，造成了苏州西部无数的山峦。到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地壳缓慢下沉，形成海湾与群岛。随着长江日复一日地夹带着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积，逐渐将海湾围截成众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边大片的冲积平原。由于这里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的成就告诉我们，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就有了人类活动。到距今7000年前后，当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间，因气候暖湿、海平面相对稳定，使这里的“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水稻的种植、家畜的驯养，也自此开始。定居生活促进了建筑的发展，当地出现了以矩形平面为主、间有圆形平面的住宅，墙中用木柱，外包泥墙，并经烧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许多木构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术。屋顶由芦苇、竹席和草束构成。此外，还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大约从距今6000年起，气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海平面也时有波动。特别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温期形成的大片湿地，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使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崧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间，自然条件再度好转，这里的居民创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礼仪制度也已经完备。当时遗留的墓葬中，让后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随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随葬玉器，反映了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则说明社会等级区分也极其明确、严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却突然中断了。有人推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突变所致。当时气候变冷，发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没了低地，几乎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于是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终于退却，气候也随之好转，远出避难的人们逐渐返回了远离的家园。虽然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受此灾变，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回归的居民却带回了周边甚至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当地的“马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l世纪，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与当地的居民结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复生产，建立国家，这就开始了记载中的吴国的历史。从殷商晚期到春秋中叶的数百年间，吴国尚未完全从洪水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许多诸侯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僻处于长江下游默默无闻的蛮夷小国而已。
二、壮丽宏伟的吴国宫苑
  按史书记载，吴国形成于殷商末年。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领太王古公室父的领导下，已日渐壮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为让他们的侄儿昌(后来的周文王)能顺利继承周族的统治权，便离开中原，结伴南下，到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国家，号称“勾吴”，并在今天的无锡梅里，筑城作为都邑。经5世在周章时，周族武王终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怀念泰伯、仲雍的让国之义，封周章为“吴伯”。此后又经历了15代的传承和发展，到寿梦时(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国势逐渐强大，自称为“吴王”，并开始出访北国及荆楚，密切了与各诸侯国间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诸侯争雄的行列。又四传至阖闾时(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吴国已进人了鼎盛时期。为能争霸中原，需要有一座与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宏伟都城，而旧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阖闾听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决定迁都，选址在姑苏山东南相，即今苏州城的位置，兴建起了一座规模宏伟的阖闾大城，奠定了之后苏州城的基础。在以后的2500余年间，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滥觞时期的苑园，还只是一种农、牧业生产的设施，它的出现应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化之后。而吴地居民农耕生产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史料，故难以断定当时是否也已有了类似于苑园的生产设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苑园也逐步由生产设施向游娱场所转变，甚至与宫殿一样成了强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竞相以“美宫室”、“广苑囿”来夸示。而此时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渐发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吴国，具备了与中原诸侯相抗衡的强盛国力，于是游娱性的苑囿也开始在太湖平原出现。
    苏州园林的起源，较阖闾城的出现更早。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的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据后人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一带。当年寿梦为盛夏避暑纳凉，在此“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驾湖”。到阖闾建城，“夏驾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筑改建，成为阖闾、夫差两代君王的游乐之所。吴国覆亡之后，此苑被废弃而荒芜。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与外壕相联，当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称“夏驾湖菱”。宋人杨备有《夏驾湖》诗云：“湖面波光鉴影开，绿荷红菱绕楼台。可怜风物还依旧，曾见吴王六马来。”大约到清代初年，夏驾湖完全湮为平地。
    春秋吴国最负盛名的宫苑，是位于吴城西南30里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据说吴越由于疆界相接，长期以来时有小争，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阖闯五年(公元前510年)，吴王借口越国不随其伐楚，而大举进攻越国，破携李城(今浙江嘉兴附近)，自此吴越结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国乘吴王率兵攻楚，并与之相持之际，从其后方掩袭吴地。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吴王大败而归。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吴国大举伐越。由于轻敌，吴为越所败，阖闾也因此受伤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为报父仇，夫差亲自率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践仅领残部5000逃归国都会稽。吴国原想乘胜一举灭亡越国。在此危急时刻，越国臣僚提出了忍辱图存的策略，由越国大夫文钟前往吴国，厚贿吴宰相伯豁，说以利害，终于在伯豁的帮助下，说动吴王同意接受越国的投降，让越王勾践率妻子到吴国为奴。在吴3年，勾践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终于得到了吴王的怜悯和宽恕。又用文钟兴越灭吴的计策，献美女以惑乱吴王。馆娃宫就是夫差为越国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宫苑。
    馆娃宫高踞灵岩山巅，殿阁巍然，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等，皆“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又“置春宵宫，为长夜之饮”。宫殿之侧为花园，山顶凿有三池。一为“玩花池”，相传是夫差为西施赏荷而凿，池内植四色莲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吴王与西施常在此清暑赏景，采莲取乐。另一是“玩月池”，据称西施喜临水照影，所以吴王为其凿池欣赏月色，游兴高时，还常手遮月影，戏言是“水中捞月”。后人以为是吴亡国之谶，故有诗云：“强说玩花还玩月，个中已幻沼吴谋”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梦。”再一日“砚池”，传说是古人采石制砚所留，吴王稍加修饰而成，灵岩山也因此又称“砚石山”。事实上，我国在春秋时期尚未使用纸墨、砚台，这当为后人讹传。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间有两口井，圆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圆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烟水》)后来人们将其更名为“吴王井”和“智积井”。方志载：明代淘井时，曾发现玉钗，上刻“敕”字，证明此井确为当年馆娃宫的宫井之一。陈子贞有诗云：“曾开鉴影照宫娃。玉手牵丝带露华。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吴王井》)灵岩山顶还有“琴台”，是西施操琴之处。梁简文帝《登琴台》诗称：“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罢，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宋以前，琴台下有大偃松，身卧于地，两头崛起，交荫如盖，不见根之所自出，当地人以为奇赏。琴台下有响屐廊曲折而东。《古今记》载：“吴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虚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屦绕之，则跫然有声。”
    此外，山之上下还有诸多营建，至今人们还能从那些遗迹中，遥想当年吴宫的盛况。如山上西施晨起晓妆的“梳妆台”，吴王与西施游憩小坐的“西施洞”，吴宫艺花之处“大园”、“小园”(后讹为大晏岭、小晏岭)等。山下的“香水溪”，相传是宫女在此梳妆沐浴处，溢脂流香，故又称“脂粉塘”。“采香泾”是为西施泛舟前往香山采集香草而开凿的河渠，据说夫差为取悦西施，用强弓硬射一箭，令从人循箭行方向开掘而成，故又名“箭泾”。“画船坞”有东西两处，也为当年蓄水划龙舟游乐的地方，俗称“划船坞”。随着吴国的覆亡，馆娃宫及其诸多的景物也相继荒芜。后人叹日：“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泾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较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醉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南宋吴文英《八声甘州慢》)
    “长洲苑”和“姑苏台”，也是当年吴国著名的宫苑。《吴郡图经续记》称，“长洲苑，吴故苑名，在郡界”，具体位置已难确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立夫差为太子，并使之守楚留止，阖闾自己则在吴城内外大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于长乐”。“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旦食鲺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吴越春秋》)由此可见，长洲苑至少在此时业已存在。姑苏台的位置有二说：一说在苏州城西南七子山北，连尧峰山的小紫石山，今称姑苏山，又称姑苏台。另一说是在苏州城西南胥口镇南，濒临太湖的胥山，今称清明山。关于姑苏台的建造年代，历来也说法不一。《缉柳编》说是吴王齐玄所造，考勾吴承传谱系并无齐玄，寿梦之父日去齐，或即为其人。《吴越春秋》和《吴地记》说是筑于阖闾十年，《洞冥记》则说是夫差所建。一般认为是始建于阖间而成于夫差。文献记载，姑苏台规模巨大，台高300丈，盘旋诘曲，横亘5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附近河道，因堆积建台所用的木料竟然堵塞了交通，木渎镇也因此而得名。姑苏台上的建筑，也穷奢极侈，殚尽土木。阖闾造九曲之路以游姑苏之台，夫差作天池，置青龙舟。舟中盛陈伎乐，日与西施为水嬉。诚如宋人崔鹦的《姑苏台赋》中所描述：“神材异木，饰巧穷奇，黄金之楹，白璧之楣，龙蛇刻圆，灿灿生辉。”“虽楚之章华，未足比也。”(《吴郡图经续记》)到越灭吴时，夫差被困姑苏台，乞降不允，伏剑自刎，后姑苏台也为越人焚毁拆尽。
    自寿梦崛起于东南，到夫差身死国亡的百余年间，是吴地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最为繁荣时期。在此期间，“起城池”，“建宫室”，“大苑囿”，营造活动几乎未曾停歇。尤其是阖闾、夫差两代君王，在吴城内外的建设更为频繁。据史料统计，在阖闾建都之后的40多年间，吴城附近先后兴建的苑囿，还有“梧桐园”、“消夏湾”、“锦帆径’’等30余处。
    三、秦汉吴地苑园
    吴国灭亡之后，其地为越国所有，阖闾城丧失了作为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宫苑荒芜。不久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吴越大地都并归楚国。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黄歇，公元前248年赐领江东吴国旧地，始对荒废了200余年的吴城宫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吴期间，更对当地颇多建树，单兴修水利方面，就对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外还有“桃夏宫”、“吴市”、“吴诸里大闸”、“吴狱庭’’等营建活动。史书中有“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之说，但由于记载疏略，难以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
    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吴越之地置会稽郡，原吴城及周边地区建为吴县，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刘邦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刘汉政权。起初江南及吴县仍沿袭秦制，属会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吴地封与荆王刘贾，后又为吴王刘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濞反汉被杀，恢复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会稽郡，将浙江以西之地设吴郡，吴故城为吴郡治所。  秦汉时期，吴地地广人稀，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相比，经济和文化都较落后，但因有春秋吴国宫苑的遗存，仍可看到这一时期不少有关造园活动的记载。西汉刘濞居吴时，也曾对原来遗留的“长洲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谏吴王濞书》中写道：“(武帝)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后来唐人孙逖的《长洲吴苑校猎》诗也写道：“吴王初鼎时，羽猎骋雄才。辇道阊门出，军容茂苑来。山从列阵转，江自绕村还。剑骑缘汀人，旌门隔屿开。合离分若电，驰逐隘成雷。胜地虞人守，归舟汉女陪。可怜夷漫处，犹在洞庭隈。山静吟猿父，城空应雉媒。戎行委乔木，马迹尽黄埃。揽涕问遗老，繁荣安在哉?”
    秦汉吴郡、郡守的衙署，原来也是春秋吴国的宫殿。吴亡以后，虽然数遭火灾，但到秦代尚有遗构留存，直至汉初守宫小吏因举火照视燕窟，遂将宫殿全部烧毁，不久太守衙门又在原址重新修造。史书数载：武帝时，吴人朱买臣出任会稽郡太守，曾将先前不安贫困而改嫁的妻子带回衙署，“置园中，给食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东汉初，人们还在这座园中开凿了“东西十五丈，南北三十丈”的宫池。(袁康、吴平《越绝书》)
    东汉年间，私家园林也开始见诸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及《吴门表隐》，都有“笮家园，在保吉利桥南，古名笮里，吴大夫笮融居所”的词条。据史书记载，笮融是东汉丹阳人，曾聚众附徐州陶谦，后在徐州建浮图祠，对推动当时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虽然他在苏州建造宅园的情况，因时代久远，且记载疏略，至今已难以有更详细的了解，但这在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上，仍是已知最早的私家园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四、“吴中第一”的六朝园林
    自东汉末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起先是为镇压黄巾起义，而演成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形势。继而兼并为三国鼎立，相互间又时有攻伐。三国归晋后，虽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期，但不久西晋皇室中的争权夺利又发展成“八王之乱”。此时，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机进入中原，各自划地建国，彼此间争夺与混战，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国家逐步统一，从而结束了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
    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为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南方虽然也经历了三国东吴、东晋及之后宋、齐、梁、陈的六朝更迭，但较之中原地区，仍相对显得安定。于是大批为躲避战争的人向南迁徙。随着大量人口的涌人，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劳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北方士族与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江南地区逐渐繁荣，因而也给苏州大型府宅的营建提供了条件。如东晋时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兴建大型别业，据称二宅依山而建，几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叹“尽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间”，其规模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内卫尉卿陆僧瓒、苏州刺史顾彦先等的府宅，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有竹木山水，其内在环境都十分优雅。
    自东汉以来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到此时似乎有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开始极力予以推崇，出现了大量由国家出资兴建的寺庙，甚至还有像梁武帝那样到铜泰寺舍身为僧的故事，这就使佛教从形式上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另一方面，连年的战乱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生命无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义则向人们灌输“因果报应”和“修炼来世”等宿命思想，使人们极易接受而沉湎于这种虚幻的解脱之中，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正是这种种原因，当时“舍宅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于许多府宅在瞬息之间就转化成了佛寺。而园宅的花木环境也由此带人了寺庙之中，出现了相应的园林，成了后人所谓的“寺观园林”。在苏州地区，类似的寺院为数不少，上述几座府宅，也经“舍”后变为佛寺。
    以佛教思想寻求解脱，固然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方法，但为躲避战乱而栖身于山林之中，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普遍，这就是所谓的“栖迟隐逸”，从而使人们对自然山水产生了更深刻的认知。我国的山水文学和山水画，大致都成熟于这一时期。人们以山水诗的形式予以赞美，用山水画的形式进行刻画，实际上是在再现理想中的自然。同样的再现，当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间屋后。于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园林，开始成为人们的向往。
    东晋时期的“顾辟疆园”，堪称这一时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园实践中最成功的一个实例。顾氏祖先原居越地，后徙吴，两汉年间为当地望族。东晋时，顾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参军，是当地颇有地位的要员。其园宅以竹树、怪石闻名于当时，有“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之誉。人们曾以“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以及“辟疆旧园林，怪石纷相向”等诗句来赞美它。相传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前往会稽，途径吴门，慕名到园中参观。他虽与主人未曾相识j但仍径入其园，并“指麾好恶，傍若无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以王献之当时的名望，也能为其所吸引，可见“辟疆园”的声望。
    较“顾辟疆园”稍迟的，还有“戴颐园”，也以“有若自然”闻名远近。戴颗之父戴逵，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少博学能文，工书画，善操琴，其余艺巧靡不毕综，性高洁而不谙世务。东晋孝武帝时，他屡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吴地，时称“吴中高人”。戴顾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学，少年时就能随其父进行雕塑创作，所以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戴颞16岁遭父丧，即与兄勃隐于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庐。宋初至苏州，因其擅画，通音律，且隐逸不仕，也被视为高士。他到苏州后，士人们即为他建宅造园，园中“聚石引水，植水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传》)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后)，征其出仕，不就，后来衡阳王义季使张邵迎戴颐至京口，居黄鹄山精舍。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姑苏园林
    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分裂之后，北周到武帝时已逐步统一了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其时，隋国公杨坚及其父杨忠，因战功显赫而逐渐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逼迫静帝禅位，建立隋朝，称文帝，当年改元为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后，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调，统一北朝时期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积极准备向江南进军。经过了几年的恢复之后，隋朝已国力大增。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杨坚之子晋王杨广，率兵五路临江，次年一举渡江灭陈，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县，统一了全国。文帝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和经济政策。使国家日渐繁荣，呈现出“强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各地还出现了许多“重楼延阁相互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的商业集散地。(《隋书·食货志》)继文帝之后，炀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并为便利漕运及军事运输，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旧有渠道，开凿自余杭直通洛阳的大运河，促进了当时的商贸发展。然而，隋朝的强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担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寿宫的工程浩大，役使严急，丁夫死者成万。炀帝营洛阳、凿运河，更是“年常役百万人”，而文帝，炀帝数次征伐辽东，又都是劳而无功。炀帝每年远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县强迫农民预交数年的租调，于是山东、河北自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开始暴发农民起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义军实力越来越强，隋王朝已陷于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公元620年)，禁军首领宇文化及终于在江都缢死了炀帝，隋朝灭亡。
    隋朝的统治为时较短暂，从全国的形势看，北方因前一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不仅经济基础遭受了摧残，就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所谓经济恢复，实际上仍十分有限。相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那一时期，由于相对安定，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发展。因此，在隋代及其以后的有唐一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实际已移到了江南。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重大举措，反映出以北方为中心的封建统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江南经济的支持。
    苏州城在隋军灭陈之后，曾遭较严重的破坏，并将州治移到故城东南而建造了“新郭”，但人唐后不久，又复迁故城。由于隋朝的统治时间不长，所以见诸记载的园林也极少，只有在《红兰逸乘》中载有“孙驸马园，在间邱坊，为隋朝孙驸马园第”等数条。
    继隋之后的李唐王朝，在立国之初，深感“赋繁役重，官吏贫求，饥寒切身”是人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加上太宗能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而大臣中又有如魏征那样的敢于直谏，从而使政权迅速巩固。政治开明带来了国家的稳定，进而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并将唐朝带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隋朝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开始显现其在商贸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运河南端的杭州，到北面与黄河交汇处的汴州，沿河两岸出现了无数繁华的商业城市，成为物资和人才会聚的地方。苏州富庶由来已久，大运河的开通更使其受益匪浅。进入和平年代，其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更为迅速。《吴郡志》说：“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中吴纪闻》称：“姑苏自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
    唐代中前期，苏州园林基本仍承袭六朝以来的遗风，广府大宅，豪奢绮丽。如被与南朝王洵“虎丘别业”和“顾辟疆园”相并论的“孙园”，人称“孙园虎丘随宜看，不必遥遥羡镜湖”，“辟疆东晋日，孙园盛唐时”。又如地处松江之畔、苏州望族褚氏的“褚家林亭”，皮日休在《褚家林亭》诗中写道：“广亭遥对馆娃宫，竹岛罗溪逶迤通。茂苑楼台低槛外，太湖鱼鸟彻池中。萧疏桂影移茶具，狼藉萍花上钓筒。争得共君来此住，便披鹤氅对西风。”其豪奢之气可见一斑。就是当年普通的富民，其园宅也有这种豪气。乾隆年间《长州县志》载：“大酒巷，……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问，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酝美酒以延宾客。”
    前一时期，一种较为清新的“山居”别业，到唐代后期，开始逐渐进人城乡之间。晚唐诗人陆龟蒙的居处变迁，颇能说明问题。陆氏原为吴中望族，居松江甫里，陆龟蒙时移居郡中临顿里。他因举进士不第，隐逸里中，其地低洼，周为农田。正因具有“不出郛郭，旷若郊野”的环境，就使过去的“山林隐逸”很自然地转到了城市之中，继续过着“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尽趁清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缲车。啼莺偶坐身藏叶，饷妇归来鬓有花。不是对君吟复醉，更将何事送年华”的生活。
    唐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虽然以后出现过中唐繁荣，但战乱使各地的节度使及一些叛军将领割据自为，演成了藩镇割据的局势。后经黄巢起义的打击，唐王朝已近崩溃。天裙四年(公元907年)，由镇压农民起义而强盛起来拘军阀朱温，弑哀帝，代唐，建立后梁。之后中原地区先后至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5个王朝。此外，还手在着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擎10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其实，自晚唐后期起，三吴之地已在吴越都指挥使钱锈的控制之下，直至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正式接受册封，登基称“吴越王”。当时的吴越国地分十三州一军，定都杭州而加名“西都”。苏州一带为中吴郡，设中吴节度使，由其子广陵王钱元臻管辖。
    五代时，北方纷争扰攘，江南尤其是吴越大地却相安太平。钱氏三代治吴的80余年中，兴建了大量的府宅、园林。其中对后世产生影响较大的有“南园”和“孙承裙池馆”。
    南园建于唐末，在子城西南。建成后，诗人罗隐有诗对其进行了扼要的描述：“抟击路终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态，自是乐幽栖。叶长春松阔，科园早薤齐。雨沾虚槛冷，云压远山低。竹好还成径，桃天亦有蹊。小窗奔野马．闲瓮养醯鸡。水石心愈切，烟霄分已睽。病怜王猛畚，愚笑愧嚣泥。泽国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头乘兴是，谁手好携提。”(《南园》)从诗中可以看到，此时的园中以其广袤、空旷和多野趣为其特色。在《祥符图经》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南园之中有“安宁厅”、“思远堂”和“清风”、“绿波”、“近仙”三阁，“清涟”、“涌泉”、“清暑”、“碧云”、“流杯”、“沿波”、“惹云”、“白云”八亭。西池在园之厅西，又有“龟首亭”、“旋螺亭”。再有茅亭、茶酒库、易衣院等景物。《吴郡图经续集》则称：“南园之兴，自广陵王元璩帅中吴，好治林圃。于是酾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谓‘三阁’、‘八亭’、‘二台’、‘龟首’、‘旋螺’之类，名载《图经》，盖旧物也。”园在宋初逐渐荒芜，后来其地又大半改为他用，到宋室南渡时，基本为兵燹所毁。
    孙承祷是元琼的近戚，也在南园之侧建有园池。据说初建时，“积土成山，因以潴水”，“积水弥漫数十亩，傍有小凼，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到宋代，其址为苏舜钦所得，建为“沧浪亭”。
  吴越时，除上述两处外，还有“东圃”、“金谷园’，等多处园林，都为钱氏所建。
 
六、两宋年间的平江园林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之后，赵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础上，利用兵变夺得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不久，对国内各割据势力用兵，在军事打击与政治压力之下，各割据政权相继覆亡，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鉴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削减州郡长官权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时又收夺各高级将领兵权，且经常更换军队驻屯地区，从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形成所谓“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结果，虽使国家倍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但因政府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以及隋唐以来的经济发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较以前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苏州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之后，到北宋时期，其繁盛之状超过以往。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太平兴国三年钱傲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锻纳土至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远郊隘巷，悉瓮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在造园方面，高堂广宅式的府宅园林仍在流行。如祥符进士、两守苏州的蒋堂“隐圃”，内建“岩扃”、“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古井”、“贪山”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台”等，甚至蒋堂还将溪池风光比作“采香径：’和“明月弯”，并自赋《隐圃十二咏》称：“危台竹树间，湖水伴深闲。清浅采香径，方圆明月湾。放鱼随物性，载石作家山。”又云：“小园香寂寂，一派晓泱泱。烟草碧弥岸，霜桃红压墙。”蒋堂致仕后，日日与宾客宴乐吟唱于此。
    苏州更有像朱勐“同乐园”那样的豪华府园。朱勐原为一介草民，因以花木贿中贵人而得进，继而以“花石纲”拜官，于是在盘门内旧宅起高堂、广园池。据称，这座“同乐园”中建有“神霄殿”、“上善庵”、“纠察司庙”、“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八宝亭”等建筑，仅从题名就能看出这一个暴发户的心理。为开浚鱼池，他更逼令百姓“弃田虚室”。其园大一里，内广植牡丹，珍木奇石不计其数，俨然可上攀徽宗的“艮岳”。后事败被杀，园也为当地百姓所毁。
    自唐代晚期以来，文人造园渐成风气。这种园林一改以往府宅园林的那种追求华丽壮观的旧习，将隐逸山居的纯朴、雅致引入城市居宅。这到宋时，开始变得十分普遍。像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载19处作者亲历的名园，大半为公卿士大夫的园宅别墅。同样，在苏州的这种风气，较洛阳并不逊色，像苏舜钦的“沧浪亭”、朱长文的“乐圃”等，就属于此类园林。园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但其中的旨趣大改。他们是将花园当作隐逸山林，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愤，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
    苏舜钦的“沧浪亭”，原为前朝孙承{；占的池馆，入宋后已见荒芜。当年苏舜钦因遭排挤而南下苏州，见其地“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城中”，于是决定构宅建园。尽管此园也有“珍花奇石，曲池高台”，但在苏舜钦自己的《沧浪亭记》中，却未作太多的描写，只是讲：面对着前竹后水、澄川翠干、光影风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距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用山水自然来平抚遭受的不公，这其实已超越了园林本身的物质特性，是将其精神的意义展示在自己或别人的面前。
    与苏舜钦一样，朱长文也将自己的“乐圃”当做隐逸之所。在他看来，“大丈夫用于世，则尧其君，舜吾民，其膏泽流乎天下，及乎后裔，与稷、契并其名，与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穷通虽殊，其乐一也。”由于他在举进士后伤足而“不肯从吏趋”，所以就想用园居隐逸的方式了却终身。其园也是前朝钱氏所构的园林，宋时已散为民居，几度转手后为朱长文的祖母所得。朱长文年轻时，原打算改造后作为其父的归老之地，不想其父去世，此园就成了自己的归隐之所。园中建有“邃经堂”、“见山冈”、“墨池亭”、“笔溪”、“招隐桥”、“西涧”、“西圃”、“西丘”诸胜，园内林木葱郁，古树盘根抱柯，极有雅致。另有畦圃，栽培四时名花、日用药草以及时蔬鲜果，不仅用于奉宾娱亲，而且亲自灌园耕耘，以实现他前述的理想。
    偃武修文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铁马所打碎。金兵破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权。虽然在南宋初年，有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及北地民众的奋勇抗金，一度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但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无意恢复中原，反而打击和杀害坚持抗金的将领，对金人割地纳币，以换来苟安东南的局面。鉴于最高统治集团终日沉湎于临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上行下效，诸多的公卿大夫，也在周边经济繁庶、物产丰富的地方营宅造园，纵情享乐。因而当时的吴兴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仅周密《吴兴园林记》所载他“常所经游”的园林，就有36处之多。
    南宋的苏州，虽较吴兴远于临安，而且在建炎年间，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烧几尽，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后不久，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繁华不减当年。所以人们也将这里当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营园建宅未尝停歇。
  范成大的“石湖别墅”，是南宋苏州最著名的园林。石湖在苏州(当时为平江府)盘门西南10里，为太湖的内湾。当年水面东西广4里，南北长9里，周约20里，湖东田圃相瞩，水港纷错；湖西山岭起伏，诸峰映带，水光山色颇为胜绝。周围还有众多的古迹名胜。范氏原居于石湖之畔，范成大年轻时，家境较贫寒，一直为衣食而奔走，曾有“若有一廛供闭户，肯将蔑舫换柴扉”之叹。直到29岁中进士，步人仕途。之后一帆风顺，历任处州(丽水)知府、知静江(桂林)府兼广西道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职，成为南宋诗次净为智最为显达者。范成大在居官之时，就开始了改建旧居、兴造园墅的工程。《苏州府志》称其别墅中有“农圃堂”、“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玉雪坡”、“锦绣坡”、“说虎轩”、“梦渔轩”、“绮川亭”、“盟鸥亭”、“越来城”等景物。范成大自撰的《石湖赋》中云：“筑农圃湖山之观，耸碧城琨阆之丘。岫幌纳千峰之秀，云庄开万壑之幽。夜月兮嬉渔；春风兮芳洲。渺烟波兮鸥鹭，适忘机之乐；度雪桥兮龟鱼，听柱杖之游。至于水静鹄立，林幽鹤鸣。漾湖光于几席，占山影之台亭。花粲粲以昌披，目欣欣其敷荣。菡召兮十里，琅干兮满城。其他幽芳奇观，间见层出，又不可殚举而悉名。”据此可知，别墅有着极为优美的景致。园有四时名花，外借湖山之景，当年时有名人以诗文盛赞其胜。一次周必大过此，夜宴园中，留诗于壁，称甲于东南，范成大谢以言重。周则云：“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园(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园林)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后来范成大亲历二园，忆及前言，不无得意地说：“余非敢以石湖夸，……使余有伯恭(芗林的主人)之力，子严(盘园的主人)之财，又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下耶!”范成大在为官期间，就时常到此小住，游山泛湖。及其晚年以疾告退，荣归故里，就以此为宅，自号“石湖居士”。孝宗亲书“石湖”二大字以赐，被镌刻于山石之上。范成大61岁时，曾居石湖别业一年，写下了《四时田园杂兴》60首。他用清新的笔调，描绘了石湖周围乡村生活的各个侧面，展示出当时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因而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作。
    范成大后来因嫌石湖稍远，不能日涉，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别营一圃。他阅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所写的吴民胡六子泛海、漂至范老村遇见陶朱公的故事，大喜道：“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于是题园名日“范村”，刻两朝赐书于堂上，额题“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坞，园中三分之一植梅。姜白石曾有《梅花令》咏此，题下注有“以宅南隔岸有圃，日梅村。梅开雪落，竹园深静……”之句。范成大晚年，以自己平生所植梅，撰《范村梅谱》一卷。此外，“范村”也曾栽菊，范成大又撰《范村菊谱》一卷。
    七、元朝的苏州园林
    蒙古部族，原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称“蒙兀室韦”。宋金对峙之际，蒙古诸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强盛。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在其首领铁木真的率领下，已先后臣服周围诸部，统一了大漠南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大会各部于斡难河，被尊为“成吉思汗”(后尊为元太祖)，创立了蒙古汗国，并开始大规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统一全国。蒙古势力在刚进中原时，曾将北方大量民田占为牧场，为征用车马，还强令百姓不得将马用于拽碾耕作，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统一全国之后，为削弱汉人的反抗，还将境内之民分为4等，汉人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又制约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直至平息了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反抗后，受中原及江南高度发展的农耕经济的影响，元朝统现。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于外族的统治，常将山水作为平抚胸中愤懑的良方，从而使园林兴建有所发展。
    在元代，苏州地区出现的园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于乡村，城市园林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元朝的统治对城市的控制较严，而文人们又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视的坏境之中，于是“山林隐逸”的思想又将他们带到了城镇和乡村。
    高士袁易的“静春别墅”，为元初所建。位于松江之畔蛟龙浦的赭墩，正堂称“静春”。园外有田畴沃野，烟波四绕。内壅水成池，累石为山。主人于堂中贮书万卷，日以校。书为务，人称其为“静春先生”。建造年代较早的，还有常熟自茆的“芙蓉庄”等。光福的“耕渔轩”建于元末，是里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来多名士。画家倪云林曾为之作《耕渔图》并题诗，内有“林庐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与倪云林的“清阂阁”、顾德辉的“玉山草堂”同被时人称为最有情趣的三座园林。
  “玉山草堂”是顾德辉的别墅，在昆山正仪镇，园内有亭馆24处。郑元j；占在《玉山草堂记》中说：“其幽闲佳胜，撩檐四周尽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瑰异之花卉，亦旁罗而列。堂之上，壶浆以为娱，觞咏以为乐，盖无虚日焉。”前有轩，名“桃源”；中为堂，日“芝云”。东建“可诗斋”，西设“读书舍”。其后是“碧梧翠竹馆”、“种玉亭”。又有“浣花馆”、“钩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莱”、“绿波亭”、“绛雪亭”、“听雪斋”、“百花坊”、“拜石坛”、“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鹤亭”诸胜。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称其“园池亭榭，宾朋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又说“园亭诗酒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而兰亭清而隘；西园华而靡。清而不隘，华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狮子林”是元时苏州城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园林，原为前朝贵家别业。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禅师来到苏州，其门人选此建庵，以供禅师起居之用，起名“菩提正宗寺”。因其禅师中有峰国禅师曾于天目山狮子岩说法，故又称“狮子林”。当时寺极小，仅小庵20余楹，其外则“有竹万个，竹下多怪石，或卧或仆，状偌狻猊”。据称画家倪元镇、朱德润、赵善良、徐幼文曾为其造园叠石作过探讨，倪元镇还为之作画。
    八、闲适典雅的明代园林及造园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争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陈友谅、张世诚、方国珍、朱元璋等多处武装割据。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据势力后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与此同时，其北伐大军也迅速推进，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将元顺帝逐出中原。
    由于经历了元代短暂而残暴的统治，以及元末抗元战争和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了较严重的摧残，明初便采用“宽政”，以“安养生息”为治国方针，经济上则采取移民垦荒、实行军屯、减轻赋税及兴修水利等措施，同时遏止奢侈，提倡节俭，从而促使农业、商业及手工业都在短期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由于吴地在元末曾是张世诚的势力范围，并将苏州建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灭张世诚时，也殃及当地百姓，不仅焚毁了张氏王宫，而且将吴地大量富户迁徙到凤阳，又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滞后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所以明代前期，苏州地区的造园活动未有太大的发展。到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再度出现繁荣。但有鉴于对明初以来政治上党狱株连的恐惧，对文化上程朱理学的厌倦，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不思仕进，专事享乐的“有闲阶层”。当然，所谓“闲”，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将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对衣食生活的追求，对生活中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证之上。因而推动了这一时期造园活动向纵深发展，还出现了许多讨论园林规划和设计的杂论、专著。这就使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园林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下述著名园林：
    (一)真适园及王氏园宅——“真适园”，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东山唐股村。史书记载，王鏊自幼聪慧，文章过人，明成化时举乡试、会试，均以第一告捷，后殿试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内阁，晋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后改武英殿大学士。在其任京官时，就曾在故宅旁建园林，名“小适”。致仕回乡后，再筑此园。因自以为一生的荣华都已享受，心满意足，故题额为“真适”。园中有“苍玉亭”、“湖光阁”、“款月台”、“寒翠亭”、“香雪林”、“鸣玉涧”、“玉带桥”、“舞鹤衢”、“来禽圃”、“芙蓉岸”、“涤砚池”、“蔬畦”、“菊径”、“稻塍”、“太湖石”、“莫厘献”等16景。各有当年文人墨客为它唱和的诗文。
    王鏊人阁拜相以后，其家人虽不出仕为官，却也竞相造园。东山的“安隐园”，就是其长兄王铭的宅园。王鏊仲兄王銎，则建有“壑舟园”，也在东山。其弟王铨则构“且适园”于太湖东横金塘桥。王鏊的长子尚宝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园”，以为养亲娱老；季子延陵将其“招荫园”建于“真适园”之西；侄儿王学也建“从适园”于东山陆巷。这种兄弟子侄竞相造园的风气，在明代的后期十分普遍。
    (二)谐赏园——在吴江县城西北，是顾大典的宅园。顾大典，字道行，隆庆问(公元1567～1572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后自求解官，归吴江故宅。其宅以东半为园，内建有“云萝馆”、“清音阁”、“美蕉轩”、“载欣堂”、“净因庵”等建筑。台榭池馆虽非精丽，但以木石为人称道：其古木“大者数围，小者合抱”，其石“苍然而泽，不露叠痕”，故有“胜甲一邑”之誉。在主人自己看来：“大抵吾园台榭池馆，无伟丽之观、雕彩之饰、珍奇之玩，而惟木石为最古”。“伟丽、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为吾园甲于吾邑，所谓无佛处称尊也。”“谐赏园”建成于顾大典外出为官之前，弃官后即以此作为燕乐终老之地。
    (三)弁山园及王氏园庭——“弁山园”，是明代万历初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园宅，位于太仓城内。王世贞，字元美，号风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初，王世贞自郧阳罢任归，于太仓城建园墅。以《山海经》所载，弁州山为仙灵栖所，故慕而名园为“弁山园”，又自称“弁州山人”。园占地70余亩，其外小溪渺渺，东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为关帝庙，碧瓦雕甍。其南是乡野腴田。园中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全园土石，十之四中为山三，为岭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滩，有溪，有濑。建筑十之二中有佛阁二，堂三，楼五。书室四，轩一，亭十。竹木花卉无可数计，约略为十之一。其余还有桥道、石洞、岩磴、涧壑、流杯亭之类。王世贞自称园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时变幻皆为胜绝。
    与当时许多官宦世家一样，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园池，其中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园”，其子王士骐的“贲园”。“淡园”位于“弁山园”东半里，面积仅“弁山园”的六分之一，楼台参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著名当时，人称“五美园”。“贲园”在城厢镇，内有“乐志堂”、“梅花庵”、“娇雪楼”诸胜，也为一代名园。
    在我国古代，造园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而且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或为园林作记，或为园主立传，但真正为造园著书立说者，《园冶》的作者明代人计成可能为第一人了。计成，字无否，吴江人。自幼擅画，最喜关仝、荆浩笔意，中年始以画意造园，名闻远近。后以自己多年造园心得编纂成文，这就是著名的《园冶》。书分3卷，分述造园要旨、园地屋宇的规划设计、山石选择以及借景等各个方面，不仅阐述了传统的造园理论，同时佐以亲身的经验，附图阐释，使后人获得许多具体造园操作上的借鉴。
    我国古代长期以来未出现《园冶》那样的造园专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我国古代，人们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归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为文人，他们的社会职责主要是“文以载道”，而造园技艺怎么说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难以纳入其考虑的范畴。我国古代的工匠，历来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怀绝技，也很难付诸笔墨，因而无法将其流传于后世。其次，是郑元勋提到的“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这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计成在“兴造论”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园筑之主，尤须什九”的观点。所谓匠与主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匠和园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种解释，似应指须有一定修养，具备必要造诣的设计者。这一观点，在当时曾被不少人认同。说得最为明确的，要数人清之后的李渔了。他在《闲情偶寄》中说：“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熟读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正因为如此，《园冶》接着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书从“相地”到“借景”，都围绕着“因地制宜”而展开。仅就“相地”而言，园址有可选择的，也有无法选择的，前者指有权势者，在选址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处基址可选，那么环境如何，就成为取舍的先决条件。但更多的则是城中隙地，环境稍差而闲置着。在这种基址上造园，或许也就能真正体现出规划设计者的高下工拙了。历史上同时处于北京海淀的“米园”和“李园”，就是这方面最能说明的例子。“李园”极陈豪奢，可说是用金钱堆筑而成，而“米园”则巧妙地利用了海淀地势低洼、一望皆水的特点。相形之下，其造园主持者的造诣修养，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园冶》一书的价值，应该说并不仅仅局限于为造园所提供的种种手段，重要的是借各种具体的处理来说明某一种方法。诚如郑元勋在题辞中所说：“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而所传者只其成法，尤以未传也。”如果不能理解计成的这种“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即便熟悉了书中的各种操作手法，也不过与一般工匠无多大差别。
    与计成《园冶》几乎同时，苏州地区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曾任中书舍人。他在晚年所著的《长物志》，是一部论述士大夫生活情趣的杂著，其中“室庐”、“花木”、“水石”和“禽鱼”4卷，与造园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上述两本属苏州地区的有关造园的著作外，江南还有不少与《长物志》相类似的著作。如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太平清话》、林有麟的《素园石谱》、屠隆的《清闲供》、《考架余事》，高濂的《尊生八笺》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包含着数量众多对造园的见解，许多都十分精辟。这反映了文人，特别是明代文人对园林所具的情怀。
 
九、清代的“半城园亭”
    明清鼎革，虽然也曾造成经济的破坏和文化的衰退，但由于清朝的统治者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南下进行统一战争之际，就有意识地拉拢汉族的士大夫阶层，并在全国趋于安定之时，改变了人关后一味烧杀劫掠的政策，采取措施以恢复生产和缓社会矛盾。因此，到康熙初期，就已初见繁荣。江南因自古繁华，所以不仅医治战争创伤的时间更短，经济的恢复更早，而且还有继续向上发展的势头。到康熙中叶以后，苏州阊门内外已是“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璨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孙嘉淦《南游记》)有了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然会带动百业兴旺，文化昌盛，造园之风也日益兹长。清末诗人袁学澜在《苏台揽胜词》中写道：“兹自承平日久，闾井繁富。豪门右族，争饰池馆相娱乐。或因或创，穷汰极侈。”据清同治《苏州府志》统计，直至当时，清代的府宅园林就不下130余处，而仅以花木峰石稍加点缀的小型庭院，更是遍布街巷，多不胜数，故有“城中半园亭”之誉，雄称天下。至清代中后期，尽管国势日衰，但对苏州的影响并不太大，园林兴建仍时有所闻，只是人清后随着造园活动的普及，造成了园林风貌的雷同和程式化。
  此时期苏州建造的名园有：
  (一)耦园——原名“涉园”，是顺治年间保宁太守陆锦的宅园，位于城东娄门内小新桥巷。当时园宅基址仅11亩，东近城墙，三面临水，南北进深有限，因此，兴建时依惯例，将庭园布置在居宅之东，凿池引水，以通园内。置“得月台”、“畅叙亭”、“小郁林”、“观鱼槛”、“吾爱亭”、“藤花舫”、“浮红漾碧”诸景，间以杂卉乔木，以佐四时风物；得“宛虹桥”、“浣化井”、“觅句廊”、“月波台”、“红药栏”、“芰梁”、“贫笤径”、“流香榭”八胜。但园景疏朗，‘‘无浓荫繁葩壅障风月，更不令栋宇多于隙地”。春时开放，纵人游观。袁学澜有《涉园》诗云：“近山园林更面城，橹枝帆叶记分明。卅年胜景虚寻蝶，数友春游入听莺。池馆旧营廉石俸，儿童今识细侯名。云烟满壁游仙句，眷属依稀住玉京。，’园内楹联亦写道：“谁知太守山林之乐，时有群贤觞咏其间。”之后园主更迭，曾属祝、沈、顾氏。清光绪时归湖州人沈秉成。   沈秉成曾任安徽巡抚，弃官后携夫人来此卜居，并增扩园宅。因为宅基所限，园林难以向东或向北拓展，故采用了府宅居中、东西两园的格局。为使彼此间获得联系和呼应。又不产生对称、重复之感，东园用广池和黄石假山，西园置小池井泉和湖石假山；东园建敞轩“山水间”，西园设厅堂“织帘老屋”。采用一疏朗、一幽邃和一刚健、一婉柔的处理方法，使全园具有一种耦合互补、相得益彰的情趣，并改题园名日“耦”。同时，沈氏夫妇琴瑟和谐，林下优游，也与“耦”义相合，故又演绎出“耦园住佳耦，城曲筑诗城”的爱情故事。
    (二)织造署——丝绸织造，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而苏州自古就是全国丝织生产的中心之一。从元代起，苏州设立织造局，专门为皇室供奉织物。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着，但衙署所在已非原址，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迁至葑门内带城桥下塘，设总局。其址原为明宰相王鏊别墅，占地近50亩。经改造，建有厅堂、廨宇、机房、吏舍等400余间，规模宏大，体制壮观。织造署除自设机房进行织造外，还兼管机户和征收机税。由于旧时府宅遗物尚存，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于其西建行宫。康、乾二帝数次南巡，都驻跸于此。行宫建有花园，林木葱郁，楼阁连亘，曲池假山，别有幽致。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幸苏，内侍将原置于留园的“瑞云蜂”移到此处，立于水池中央，周池环列配石峰10余座，如众星捧月。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织造署毁于兵燹。
    (三)依绿园——在苏州洞庭东山。为隐士吴士雅所构，初名“芗畦小筑”，又名“南村草堂”。后由常熟陶子师题点，遂改名为“依绿园”，取杜甫“名园依绿水”之句。依绿园广不过数亩，但踞于“武山”之麓。临池面山，借景自然，俯仰之间，令人目爽神怡。园内置“水香”，飞挑于碧波之上。建“飞霞亭”，掩映于古桂、苍松之间。立“欣稼阁”前览水光天色，后眺层峦复岭。建“凝雪楼”，俯瞰平岗梅花，灿然如雪。又有“桂花坪”、“芙蓉坡”、“锦鸠峰”、“鹤屿”、“濮公墩”、“藤桥”、“芗畦小筑”、“花间石逸”诸胜，缀以曲廊、石桥、竹屏、短垣，平岗植松、竹、梅“岁寒三友”，曲折高下，有不尽之美。据徐学乾称，园初建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当时由“云间张陶庵为之叠石”，“鸟目山人王石谷为之图”，因而园亭十分精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徐学乾“奉敕领纂修明史馆职，给假南旋”，于是假吴士雅园“开馆从事”。因与吴士雅父子交游甚密，而此时“依绿园”名初题，“故援笔而为之记”。民国时，园已圮废，而池桥山石仍宛若桃源，之后废为民田。
    (四)逸园——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孝子程文焕葬父于苏州西碛山南麓，并于此建宅守墓。此处远近高下能见九座山峰，初由苏州名儒何义门(焯)提名为“九峰草庐”。其实这座所谓“庐墓之所”，乃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宅园，不久又由康熙时的进士邵北崖(泰)改题“逸园”。宅园右临太湖，占地近50亩。宅前为广庭，面对丘壑隽异，花木秀野。庭后植牡丹10余株。旁构小阁，名“花上”，后由朱彝尊改题为“寒香堂”。堂西偏之室，是程文焕的居室，称“养真居”。草庐之东有“心远亭”，亭北山崖上建3间小室，曰“钓雪槎”。西檐之外，广植花木，下凿石涧。其东有古杏一株。再东为“清阴接步廊”。又东是“清晖阁”。草庐之西，是“梅花深处”、“涤山潭”。潭上建“澡绿亭”架“盘倚桥”。往北过“芍药圃”，有“白沙翠竹山房”。后园“山之幽”，遍植古桂，幽荫蓊蔚。
    约60年后，在其孙程在山居此园时，又增“茶山”、“石壁”、“在山小隐”、“生香阁”、“腾啸台”、“鸥外春沙馆’，诸胜。程在山夫妇去世后，为扬州江橙里所得，并更名“西碛山庄”。不久地方官又将其改为行宫，供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南巡时驻跸。回驾后，此园逐渐荒芜。
    (五)燕园——在常熟城北辛峰巷。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由台湾知府蒋元枢所建。园地面积不大，但能独辟蹊径，因地制宜，造出新意。辟“五芝堂”、“赏诗阁”、“三婵娟室”、“天际归舟”和“冬荣老屋”等14景。50年后归族人蒋因培，再行扩建，延请著名的造园家戈裕良为之叠山。戈氏以虞山为蓝本，用虞山所出黄石，在“五芝堂”前构筑假山。以钩带法起券筑洞，以大石为骨，小石缀补，对缝拼结，形成了宛若天成的大型假山。其最高峰“引胜崖”，状若虞山剑门，气象万千。山南坡有涧水泻出，水源山脉，极具自然之致。山下石洞内引入流水，上点汀步，犹如真山涧谷，故有“燕谷引胜”之称。黄石假山之东南，叠有湖石假山，其上石峰玲珑生动。两山间相互对比，相映成趣。道光时，园为归氏所得，后又出售。在售园时，园内题咏联匾悉数携去，不留只字。光绪时归张隐南，故后又名“张园”。
    (六)怡园——在苏州城中尚书里，一名“春荫义庄”是光绪初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的府宅家祠中的花园。是地原为明代成化时吴宽的旧宅，光绪初顾氏购得后，由其子顾承及画家任阜长等共为规划，耗时7年方始建成。取《论语》“兄弟怡恰”之义，名园日“怡园”，也含“怡性养寿”之义。园在义庄之东，占地9亩，其中山水景物大多集仿当时苏地名园，如园内复廊仿“沧浪亭”，水池效“网师园”，假山摹“环秀山庄”，洞壑拟“狮子林”，画舫像“拙政园”，“面壁亭”法“网师园”等等，博采众长，糅为一体。相传造园之初，顾氏就曾宿于“春荫义庄”数旬，以揣摩“环秀山庄”的叠山技艺。
   “怡园”的主体部分，由复廊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占地不大，但建筑密度较高，形成以“坡仙琴馆”为主体的庭院组群。“坡仙琴馆”西连“石室听琴”，与北面“玉虹亭”构成以抚琴、听琴为主题的小庭。内立石峰二，一如直立少年，一若伛偻老人，俱有听琴之态。顾文彬称：“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少文抚琴，众山相应。庭中石丈有如伛偻老人作俯首听琴状，殆不能言而能听者耶!”“坡仙琴馆”和“石室听琴”之南，与四面厅“拜石轩”又构成一院，院中立巨石数峰，“峰窍嵌空如古树倒垂，云霞横出，幻为奇观，故借以为名。”“拜石轩”南庭，遍植松柏、冬青、老梅、山茶、翠竹等，以示“经冬不凋，四季常青”，所以“拜石轩”亦名“岁寒草庐”。此外还有“玉延亭”、“四时潇洒亭”、“留客处”等所构成的小院。西部以山水为主，水池居中，南构“鸳鸯厅”成为园中主体建筑。厅的南半称“锄月轩”，取萨都刺“今日归来如咋梦，自锄明月种梅花”之意。其南叠湖石花台，植牡丹、芍药、杉、桂、白皮松等花木，间以石峰。花台之东，植梅数十。原来还畜养白鹤一对，所以“锄月轩”亦名“梅花厅”。厅之北半名“藕香榭”，前辟露台，近水远山，是夏日赏荷纳凉的地方，故也称“荷花厅”。鸳鸯厅东由长廊与“南雪亭”相连，其北隔池与“金粟亭”互为对景。厅西有“碧梧栖凤”、“旧时月色轩”和“面壁亭”诸胜，以游廊相贯穿。游廊西端，是临池旱船“画舫斋”，楼名“松赖阁”。池北筑湖石假山，山上重峦叠嶂，浓荫翠色，与“螺髻厅”、“小沧浪”、“金粟亭”等交相掩映。“画舫斋”西过月洞门，有“湛露堂”和小院，是居宅进入园林的入口。
    关于“怡园”的艺术特色，争议较多。赞赏者以为，能广泛吸取当时苏州名园之长，融以往造园精华于一体，堪称清代晚期园林艺术之精品。但也有人认为，纵观全园，虽串珠缀玉，集仿名园，却无其本身的特点。
    (七)曲园——为清末著名文学家俞樾的居所，建于清代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因位于住宅的西北角，地形呈曲尺形，而篆字中“曲．”字也被写成“四”形，所以就根据花园的平面形状命名为“曲园”。此外还有另外两层较深的含义，其一是花园狭小，仅“一曲而已”；其二因当时正值俞樾罢河南学政之职，赋闲归里，因此用《老子》“曲则全”之意，取园名为“曲园”，并自称“曲园居士”。
    在此园的建造过程中，俞樾曾亲自参与了规划和设计。园中有“春在堂”、“认春轩”、“乐知堂”诸胜，而以“乐知堂”为园中的主体建筑。“乐知堂”有“知足常乐”之意，是当年举行重要庆典的地方。“春在堂”是当年俞樾会友及讲学之处。堂名源自主人中举后，在北京皇宫保和殿进行复试时，答卷中的第一句话“花落春仍在”。这句话曾受到主考官的赞赏。堂后连一小轩，因园在西，而轩在南，故取自居易诗“认得春风先到处，西园南面水东头”之意，题名为“认春”。轩北杂莳花木，屏以小山。山虽小，也不乏岩穴、峰峦，山上有蹬道，其侧设“牡丹台”，建“回峰阁”。越小山，过石洞，其东用竹篱围成小院，内作“艮宦”、“达斋”两小屋，连以修廊。由“达斋缘廊”西行，折而南有环池小亭，名“曲水亭”。廊前一泓清水为“曲水池”。顺廊再行至尽头，又到“春在堂”。后来又在“春在堂”的西南，增建“小竹里馆”。此园虽然不大，但兼有山水之胜，在当时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书斋园林。
    (八)鹤园——在苏州城内韩家巷。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观察洪鹭汀始建，未成而转售庞氏，不久又归严氏，到1922年建成。以俞樾所题“携鹤草堂”而名其为“鹤园”。园在住宅西侧，园门南向，临街作门屋5间。门内西北角出长廊，蜿蜒曲屈，连接四面厅与大厅、梯形馆而贯通全园。廊墙之间，围合成若干小院，内植杂花修竹，缀以峰石。园林中部建四面厅“枕流漱石”，其南与门屋遥相呼应，彼此间周边布置花木，使之疏朗明快。北侧与大厅“携鹤草堂”互为对景，其间凿池如瘦鹤状，向南收细延长，有源头深远之感。水口处，架石板平桥划分水面，消除了集中式水池布置的单调。池岸驳砌湖石，形成富有变化的石组群，以增加高低相差不大的池山峰石的层次。池西梯形馆，形制别致，重檐歇山，平面梯形，丰富了园景的竖向造型。由于园地规模不大，布置较为简洁，处理异于常规，周边未予封闭，所以显有开朗的特色。
    (九)听枫园——光绪年间，曾任苏州知府的归安人、金石书画鉴赏家吴云，在苏州城中金太史巷购地建宅，并在居宅的东北角辟地为园，名“听枫园”。该园以“听枫山馆”为中心，西接“味道居”、“两孽轩”，东连“平斋”，将园地分划为南北两半。“听枫山馆”东南，叠石为山，上建“墨香阁”，并用墙垣相隔，形成山上的“墨香阁”与山下的“平斋”相向的独立小院。南北建筑，高下遥对，构思奇特。自“平斋”出庭院，可沿石级上下“墨香阁”。阁西辟洞门通往邻院假山，南折而西可循廊下山，亦可北折过小亭，沿石级曲折下山。“听枫山馆”前的庭院，大半用花街铺地，游廊周边间以小亭“待霜”、“适然”。假山之上，绿荫扶疏，杂花掩映。北园在偏西北开凿池堂。池北水榭，静僻秀雅。池南筑土石假山，有逶迤小径，错落花木。池西长廊，间以半亭，可赏山水、池鱼，为北部观景佳处。全园紧凑，曲折幽深，以精致玲珑见长。    
    (十)畅园——为清末小型宅园中山水处理上乘的作品之一。园在庙堂巷，西部是居宅，东南面巷辟门。门厅内是一方天井，对门是“桐华书屋”。由于书屋位置局促，便于其东西向将山面辟长窗，成为正立面，使人们循回廊过书屋时，园中景色就展现在了眼前。园以水池为中心，池形南北狭长，偏南筑低平的小岛，用曲桥与两岸相连。池岸多用湖石驳砌，参差错落，绕有情趣。园内疏植花木，建筑沿周边布置。“桐华书屋”东北出长廊，其北是六角“延晖成趣亭”，再北为“憩间”方亭。此亭构筑极有巧思，选用江南已很少见的悬山屋顶，步柱落地，前檐用垂柱，与其下短栏相呼应；亭内后壁装大镜，有画舫情趣。又北置方形小屋，三面安合和窗，与“憩间”形成虚实对比。过小屋即为园林主厅“留云山房”前的露台。露台西端，自“留云山房”侧室前设曲廊，向南与“涤我尘襟”相连。“涤我尘襟”是一座山面临池的建筑，山墙满装合和窗、吴王靠。南出游廊外，砌粉墙，开漏窗。出半亭月洞门，其南是歇山“方亭”和湖石假山。山下构洞窟，山上建“待月亭”。可由方亭顺曲廊上“待月亭”，也可人洞缘石级登临。沿“待月亭”东的“爬山廊”下行，又能回到“桐华书屋”。此园建筑较多，但处理细腻，比例、尺度掌握较好，所以景物丰富而不凌乱，山石花木不多而十分精当。是为当时最为精美的小型园林。
    (十一)残粒园——在苏州城内装驾桥弄。建于清末，为扬州盐商居宅的一部分，1929年归画家吴侍秋。园在宅东，面积仅144平方米。因园地狭小，故取李商隐诗“红豆啄残鹦鹉粒”诗意，题名“残粒园”。小园以宅后月洞门“锦窠”为入口，内以水池为中心。池岸驳砌湖石，石矶挑向水面，花坛、杂树沿边布置，错落种植天竹、腊梅、桂花。墙面开漏窗数方，蔓以藤本植物。池西叠湖石壁山，下筑岩窟，穿窟磴道可上至山顶半亭“栝苍亭”。此地既是俯瞰全园的观景佳处，又为园景的构图中心之一。此园在空间的组织上极为成功，利用半亭、假山、花坛、水池等的高低错落，以及适宜的尺度，进行有机组合，使景物紧凑而富有层次。
    (十二)万氏花园——位于苏州城内王洗马巷。始建于清末，曾为任氏所有，后归万姓。花园在府宅之东，北侧有花厅为园中主体建筑。南凿方塘“小墨池”，池北堆山，环以游廊、半亭，点缀花木，颇具清幽之致。花园东南，用复廊隔出一处为书斋庭园，深藏不露，极为雅致。园内书房居中，并作东西向布置；西部辟小庭，内植丹桂，缀以峰石。南北接游廊。东面是主体庭园，靠东墙堆土为小冈，上用湖石构筑花台、树池及岩洞。小冈南端建亭，可循斜廊通往书房，亦可沿石级磴进入山洞。因花园面积不大，所以书房出东西用长窗，以便出入园庭；南北两山墙安半窗，做成四面厅的形式。这不仅令建筑变得空灵，避免了小园的壅塞局促，同时也使室内四面有景可观。书房庭院虽小，但景物丰富，迂曲而有层次，加之建筑、花木、山石的比例和尺度适宜，使这一深宅之中的小园，显得精美而富于变化。
    十、近代花园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思想就开始进入我国，并逐渐传播。进入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更是异常强烈。一方面，是众多有识之士有感于国家积弱不振，倍受外族欺凌，希望借助国外的民主思想来振兴祖国，抵御侵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许多城市设立租界，开办洋行、工厂，更直接地将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带人中国，从而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固有传统。苏州虽属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消费型城市，但普遍的社会倾向自然也会在人们的生活追求中有所显现，尤其是地近上海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国际化都市，受其影响更为强烈。因此，除个别园宅由于自身的承传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继续出现外，固有造园传统的总趋势已日渐式微。而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园宅建设中也有西洋因素的引进，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风格。这种园林形式的优劣姑且不论，却是为发展了2000多年的传统园林艺术注入了活力，给人以“新异”之感，只是因为时局所限，而未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民主”和“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公园渐次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出现。苏州也因经济和文化都较为发达，所以继上海之后，各城镇也开始营建或改建公园。于是，苏州近代的造园，可分传统花园、新式花园和公园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近代传统园林
    (一)春在楼——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按传统方法营建的宅园之一。位于洞庭东山，为金锡之兄弟所建。金锡之早年受雇于上海某企业家，后人赘为婿。由于经营有方，且又继承了岳丈的大笔遗产，遂成巨富。发迹之后，令其弟金植之在家乡东山镇附近，营建了这座豪宅，以光宗耀祖。
    园宅占地约5000平方米，居宅建筑，坐西朝东按传统轴线布置。由于大门东向，故取“向阳门第春常在”、“春天永在，万年长青”之意，题名为“春在楼”。大门之前是开阔的庭院和高大的照墙，入门依次为前楼、中楼、后楼和附房杂屋。楼厅之间用厢楼相连，并楼面前后沟通，形成了所谓的“跑马楼”。整组建筑大面积使用当地传统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俗称“雕花大楼”。门前庭院之南，为始建于明代的
老屋“亲德堂”。“春在楼”北建有花园。
    “春在楼”花园面积近300平方米，东西狭长。内有假山、水池、回廊、曲桥。磴道蜿蜒，洞壑幽深。四时花木，参差布置。为扩大景深，利用了传统的借景方法，在北楼加廊，亭上建阁，使建筑高下错落；在起伏的云墙上，辟有13方漏窗，令园内外的景色相互关联。
    (二)朴园——位于苏州城北高长桥，是又一座采用传统方式营建的园林。园主汪某是上海商人，1932年到苏州购地建园。园林虽然仍以假山、水池为主，但作为主体建筑的四面厅及花厅等，已能看到近代上海仿古建筑的影响，体量小巧，不拘成法。园中花木也品种繁多，变幻丰富，使园景在荫郁幽邃中增添了某种清新。
    (三)启园——位于洞庭东山。建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大体也是传统风格的园林。园址原为濒临太湖的鱼塘洼地，东山商人席启逊在此购地10余亩，又向太湖要地。填扩至40余亩。建园之初，由著名画家蔡铣、范少云、朱竹云等，仿明代王鏊的名作《招隐图》的画境予以设计，寓意“临三万六千顷波涛，历七十二峰之苍翠”。园林的主体建筑，是两层四面厅“镜湖厅”，四周空旷开阔，能极目远眺，收湖光山色于眼底。东面叠湖石“五老峰”，置“真竹假笋”。园中设有复廊，这不仅丰富了原来较为空廓的园景层次，而且使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观览游憩，所以俗称“避阳弄”。如此种种，都体现了传统手法的继承。“镜湖厅”前，绕有大池，名“转湖”。沿湖驳岸用疏密相间的湖石拟动物造型，这种趣味在当时较流行。“转湖”外临太湖处，有小河长堤，堤中留有缺口，上架拱桥，这不仅将河水与太湖贯通，在当年又是园主坐汽船由太湖开来的人口。小河的一端通往“新楼”，即居宅。由此可见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整座园林在建筑、山水、花木的规划上，构图均衡呼应，配置和谐，而且疏朗明快，可以说是民国期间最为优秀的作品。
    近代新式花园
    (一)天香小筑——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响，苏州此时出现了一些所谓“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天香小筑”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座。天香小筑位于苏州城内人民路，为东山商人席启逊于1933年所建。园宅占地共3亩6分。其西为住宅，平面作“回”字形布置。南面作“鸳鸯厅”，其后为天香小筑“品”字形排列的3幢2层楼房。主要建筑间用廊相连，围合成院。屋角墙隅缀以花石。宅东花园占地约1亩5分，内堆土山，绕以长池。池周有曲廊、花径、湖石、树木。因山顶六角亭侧，散列无数状如各种动物的太湖峰石，所以当地人戏称其为“百兽园”。
    (二)紫罗兰小筑——位于苏州城东甫桥西街，又名“周家花园”是著名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的宅园。其前身为书法家何子贞的“默园”。“九一八”事变后，周瘦鹃从上海返回故里，用长年的稿酬积蓄购得，欲从此放弃文笔生涯，以侍弄花木盆景自娱。1946年翻建旧屋，改造花园，新建了平房6间。中为“爱莲堂”，是接待宾客之所。其西“且．住”陈列古玩。又有“寒香阁”。厢房“紫罗兰庵”杂陈奇石。
堂东的“含英咀华之室”是主人的居室，1955年又在其上加盖楼层，用作书房。还有六边形的厢房“凤来仪室”。园地以“爱莲堂”为界，中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以六边形的花坛、女花神雕像及草坪构成了迥异于传统园林的风格。其间散植素心蜡梅、天竹、白丁香、垂丝海棠、玉桂、塔柏、柿树、白皮松等，也引入了许多未见于传统园林的树种，但园中有梅丘及诸多树桩盆景作为点缀，又使人们看到了传统园林的要素。西区主要有展示金鱼的“鱼乐园”陈设盆景的露天展馆以及花繁叶茂的紫藤棚架。同样也以小榭“梅屋”湖石“五岳起方寸”及荷池等景物，体现了与传统园林的联系。
    近代公园
    自1868年上海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兴建了被人称作“公家花园”的外滩公园以后，就揭开了我国近代公园营建的序幕。然而这座公园只向外国人开放，华人不得人内。对此，国人倍感愤怒，除表示抗议外，也开始在一此城市中将过去的园林、公众游憩的名胜改造为公园，或径直建造属于国人的公园。苏州的公园大多出现于民国时期，其址一般多为旧时名迹，遭长期荒废而成为城市隙地。其造园形式则不尽相同。
    (一)苏州公园——俗称“大公园”，占地64亩。其址相传是春秋吴城的子城，之后为历代郡守衙署。元末张士诚称王，在此建王府。后来朱元璋灭张士诚，将此焚毁，故又被叫作“皇废基”。辛亥革命后，人们倡议在此建造公园，题名为“皇废基公园”。1920年延请法国造园家进行规划，其中部为图书馆，是一座两层西洋建筑。公园正门朝南，入门有中央花坛及喷水池，为轴线对称的西洋风格。园北开凿莲花池，上架朱栏曲桥。池北堆土为山，建苏式六角亭，周围遍植枫、榉、栎等红叶乔木，杂以松柏，并用杏树、樱花、海棠、山茶、桂花、梅花、玉兰等点缀，呈四季不同的景色，有我国传统园林的旨趣。再北植草坪，周以常绿树种，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风格相近。草坪东面设水禽馆和桃林，馆后建音乐台，其间用竹林相隔。池北l临水是茶室，名“东斋”。其南布置花房苗圃。水池东南及图书馆北，各有花廊棚架，架蔷薇、紫藤、葡萄、牵牛花、常青藤等攀缘植物。园西南建“西亭”和电影院。20世纪30年代，又在园北立西式方亭和纪念石碑。抗战时碑厅及图书馆被日寇炸毁。胜利后，园中建康乐馆，名“涵社”。1947年，“皇废墓公园”更名“吴县中山公园”，并在莲花池东建“裕斋”，辟为“前进图书馆”；北部建“叶楚伧纪念坊”，又重新绿化公园。20世纪50年代后，公园又经改造，其风貌也因之有所改变。
    (二)亭林公园——坐落于昆山马鞍山麓，也是民国初年兴建的。是地原为“慧聚寺”旧址，还有明代文华殿大学士顾鼎臣的“崇功专祠”及镌刻着林则徐手迹楹联的“林迹亭”等古迹。自辟为公园后，对被划人园内的农田、山地作了绿化和规划，不仅使公园疏朗自然、绿荫茏葱，更将各古迹名胜有机地组织起来，成为既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风光的公众游憩之地。1939年，为纪念元末诗人顾仲瑛，由叶恭绰等人组织了“顾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对顾氏在昆山正仪的故居进行了修葺。但不久，又将一部分遗物移至亭林公园，其中有非常有名的“天竺千叶莲”(即并蒂古莲)。之后又引入了被誉为“天下无双独此花”的琼花，陈设著名的观赏石“昆山石”，并被誉为公园乃至昆山的“三宝”。新中国成立后，园内又建造了顾炎武纪念馆，以陈列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史料、史迹，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公园的人文内涵。
    (三)吴江公园——位于吴江县城松陵镇。此处原有一座被当地称为“松陵八景”之一的“七阳山”，原系清末镇上居民用碎砖瓦、垃圾及疏浚市河玉带河时所出的淤泥堆积而成。1923年，城中绅缙提议在此建造公园，后因经费不足而搁置。1934年，县长徐幼川决定将“七阳山”，及其周边共28亩土地辟为公园，相继开始了筑围墙，铺园路，绿化园地，建中山纪念堂，修四面厅，造“息楼”、亭构，以及在四面厅前凿池堆山、安置喷泉等工程，取名为“吴江公园”。1937年，又为已殉难的早期国民党党员钱涤根树立纪念碑。抗战时遭日军破坏，胜利后虽加修治，但依然荒凉残破。直至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加修整而使公园重现生机。
    除了上述苏州地区的几个城市相继建造公园外，还有不少城镇也有公园建设活动。如太仓的“游憩山庄”(后改名)，常熟的“虞山公园”，泽的“震泽公园”等，就连隶属于昆山的巴城镇，也建有“巴城公园”。由此可见，当地的近代造园文化的普及和领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