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8月7日，住建部正式批准立项的《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就课题组，大纲向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建议进行城市“大城管”改革，成立一个由市长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城管直接由市长掌管负责，改变以往城管归属混乱等状况。同时指出，应通过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来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8月16日《成都商报》） 

　　眼下，全国许多地方都在陆续推进“大部制”机构改革。基于这种背景，将城管作为机构改革的一部分，也纳入到“大部制”体系中来、统筹规划，改变“一直以来，城管的归属非常混乱”的现状，推行“大城管”，应该说，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未来的“大城管”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体现它的“大”，或者说“大”在何处呢？

　　从住建部官员和媒体报道提供的情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城管”之“大”似乎主要是这样几点：首先是，城管机构行政级别、官阶地位的增“大”——如“大城管主任必须由市长兼任，分管副市长任副主任”，“有条件的省可设立城市综合管理局，作为建设厅二级局或省政府直属局”。其次是，城管职能职权范围的扩“大”——如“将一个城市多部门的城市管理职能协调统筹”，“整合以前城管综合执法局、环卫局、园林局、市政局、爱卫办等部门的职能”。

　　不得不说，无论是就城市管理本身的科学性，还是大部制机构改革内在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言，上述这些级别官阶增大、职能权力扩大，均并非“大城管”之“大”的关键和要害，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大”的不是地方。

　　既往的无数经验表明，真正科学健全的城市管理，绝不仅是政府一家的事情，更不是单单依靠行政权力、执法强力便能达到和实现的，而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广泛自觉参与、民间权利的充分自治自为，实际上才是更为关键的基础和前提。而此前我们在城市管理上的最大教训——城管活动总是被搞得“剑拔弩张”的根源正在于：一方面，我们的城市管理主体太过单一（高度依赖于政府自身），另一方面，这单一的管理主体，又往往过于迷信“执法—权力”这一同样单一生硬的管理手段和方式。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趋势、目标，也不允许大部制框架下的“大城管”主要去追求以机构升级、权力扩张为特征的“大”。相反，精简压缩政府机构、简政放权、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恰恰才是“大部制”机构改革所以为“大”的核心所在。

　　由此可见，“大城管”真正的“大”，其实应该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化基础上的服务为“大”——强化和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减少过多过滥的行政管制、行政干预，同时也应是理顺“权利—权力”法治关系基础上的权利为“大”——充分尊重在社会治理过程如城市管理过程中，权利的自主自治能力，让政府权力始终对公民权利保持高度敬畏和依从，除非不得已，尽量少用慎用权力强制力。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