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接力半世纪 守得云开见月明

——向传奇《中国植物志》敬礼

　　中国风景园林网讯 近日，《中国植物志》这部巨著因荣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引起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作为衡量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最高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是最具“含金量”的，其评价标准非常高，近10年来就有7年是空缺的，2008年和2007年都没有人获得，这使得2009年这一奖项尤为引人关注。同样令人注目的是，这一项目的五位主编，已有四位的名字被标以沉痛的黑框，现任主编是95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而在他们背后，为此工程付出心血的科学家，还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

　　传奇《中国植物志》诞生

　　众所周知，基础性研究往往远离公众视线，科学家的艰苦努力、卓越贡献，大多不为人知。《中国植物志》的编撰、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国家能否编写、出版植物志，不但标志着一个国家植物学研究的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出版水平的体现。科学出版社编审曾建飞介绍说，在国外，完成得比较快的《苏联植物志》用了25年，《巴西植物志》用了66年。有些植物志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却仍未完成，如《秘鲁植物志》、《东非热带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用了27年，仅完成了三分之一。

　　有这样一组数字，也许最能体现《中国植物志》的分量。《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 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被誉为“中国植物资源的‘国情报告’”。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部巨著能获此殊荣，不仅是对学者们学术成绩的肯定，更是对百余位甚至上千位专家学者坚守半世纪寂寞的褒奖。

　　日前，已经80岁高龄的《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此殊荣，我感到很欣慰，这一成果从酝酿到出版，倾注了四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它所承载的厚重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我们每个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符号。”“为编《中国植物志》，有人把命都搭上了！”谈起当年经历，老专家们颇为心酸--露宿野外是家常便饭，蚊虫叮咬也如儿戏，有些人甚至被蛇咬而丢掉了性命，甚至陈焕镛院士当年也险些为此没了命。

　　陈心启表示，植物志既是记载植物“身份”的“户口簿”，又是全面记录植物特征的“信息库”。《中国植物志》不仅详细记载了中国已发现的所有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系统位置、地理分布、海拔高度、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信息，还增加了植物的经济用途、物候期、物种生境、地方名称等更具实用价值的信息。

　　《中国植物志》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家底”，它的正式出版，为了解我国野生植物的生存状态和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植物分布对地层鉴别、环境变迁和寻找矿藏提供了重要信息，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我国植物学发展的基石，是地方志及其他植物学着作的重要参考资料，更是指导我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和植物生产实践最重要的工具书。

　　自1989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关注与重视。陈心启告诉记者，此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型植物志是《苏联植物志》，仅25卷，历时20余年编纂完成。而《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记载了中国3万余种植物，堪称世界之最。

　　四代学者 风雨接力半世纪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科学家就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植物。1934年，时任中国植物学会会长的胡先骕首次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设想，他是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但当时由于资金、标本、文献等方面的诸多困难难以克服，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正式将《中国植物志》列入，并在1959年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钱崇澍院士和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陈焕镛院士任主编。1959年到1978年间，《中国植物志》共出版6册，其余120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编纂的，直至2004年全部完成出版。陈心启说，改革开放为我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强大支持。

    植物志的编纂工作艰巨繁杂。《中国植物志》的现任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曾把《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比作唐僧西天取经，“它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陈心启对此也颇为感慨，他说，从事植物学研究是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兼有的工作，要到野外考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寻找那些未知的植物。有的植物长在悬崖峭壁上，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一些植物学家就是在采集植物标本时献出了宝贵生命。

　　另外，《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者还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掌握中外已记载的植物。外国人对中国植物的记载中有很多错误，有的把中国植物的属、科搞错了，有的把两种植物当成了一种，或把一种植物当成了两种，并都命了名，更有一些是张冠李戴，这种例子太多了。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要把前人关于中国植物的记载和标本一一进行核实，这是很花费时间的。尤其是有很多植物标本遗失海外，比如存放在欧洲某个无名小镇，或有的论文发表在欧洲大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的杂志上，就只能想办法派人去弄清楚。太难了！

　　再有，45年前赴后继，将100多个单位的500余位参编人员组织起来，这一协作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应该说《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培养和稳定了一大批植物分类学人才队伍，避免了人才的断档。如今，80岁高龄的陈心启教授仍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正在和他的同事们进行另一项浩大工程---动物志的编纂。当年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已经退休，历任的五位主编中有四位已经辞世。现任主编吴征镒院士，也已是95岁高龄。还有无数为植物志编研付出毕生精力的无名英雄们。正如陈心启教授所说，当生者在聚光灯下接受国家奖励时，也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和怀念。

    南京植物学家陈守良先生是《中国植物志》及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编委。他今日向媒体透露了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进度，目前英文版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而英文版的植物志丰富了禾本科植物300多种。

　　寂寞坚守 守得云开见月明

　　正是科学家半个世纪如一日以草为伴、与木为伍的艰辛探索，才成就了此部科学巨著。没有安贫乐道、敬业奉献、甘于寂寞的科学精神是绝难有此成就的。半个世纪，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大半。在如此漫长的日子里，能有这样一群科学家守得住时间的寂寞，熬得住功名的诱惑，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植物志》的完成辛勤工作，甚至奉献终生，单就这份为科学事业奉献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

　　反观时下的学术界，一些科研工作者心思浮躁、急功近利，安守寂寞者成了凤毛麟角。论文产业化、学术造假、剽窃抄袭等学术丑闻更是屡见不鲜。有的学科带头人不钻研学问，顶着“院长”“主任”的头衔整天忙于找经费、拉项目；更有甚者，为追求名利，不惜铤而走险、抄袭造假。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但这些人才中能坚守科研岗位的却少之又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有这么一群在科研岗位坚守45年，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社会浮躁之风所染，在编撰植物志的寂寞科研路上无怨无悔的学者，就更使人为之感动。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这么一群科学家而自豪。他们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实践者，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什么是执著、什么是科学精神的至高境界。那种宁坐十年冷板凳的执著、不求名利的淡定，才是奋斗在寂寞艰辛科研路上的不竭动力。我们也应该庆幸我们的科学界还有这样一大批潜心科研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