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会对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

　　推进城镇化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该做什么样的规划，规划时必须考虑到哪些要素。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等主办、上置集团[0.76 0.00%]承办的“首届中国城镇投资博览会——2010中国城镇投资国际高峰论坛”在上海罗店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等，与多个省市政府代表作了深入的交流。

　　赵启正回顾了当初在浦东建设[13.55 -0.37%]初期政府是如何做规划的，黄奇帆则展望了未来重庆的城镇化发展，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规划该如何做？

　　赵启正表示：“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决定了投资的经济效益。失败的规划一定会导致失败的投资，这是金科玉律。”

　　赵启正说，由于土地是国家所有制，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而且中小城市的土地价格较低，因此展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可能的，“但政府很容易倾向于过度投资和过多规划”。

　　他举例说，(有些地区)修了过多的公路，机场修好了但班机很少，“而我们(浦东新区规划初期就)定了一些规则：法规和规划先行，规划时形态规划服从于功能规划。比如，我们若要修建一个足球场，就要考虑浦东是否能吸引到知名球队来比赛，每年能否有30到50场的球赛，能否有好的国际裁判来这里。如果没有，就不要建设，这就是形态规划服从功能规划。”

　　赵启正还谈到了著名的陆家嘴[23.88 1.92%]金融贸易区，“这个规划首先思考的是一些外商、外资银行是不是能来这里。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要有20万的金融职工，每个人大约有20平方米的办公区，因而总计规划了400万平方米的金融区。现在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钻石交易所，近600家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近20万人的情况，高度符合了当初的规划。”

　　他提醒一些地方政府不要盲目上马“金融区”的规划项目。“有些城市提出了金融中心的规划目标，而如果是一个小城市，不一定需要金融中心；假设一个城市已有了金融中心，你再建设一个的话，两者是什么关系(政府考虑清楚了吗)？”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周其仁补充道，事实上城镇化的要素是需要相对集聚和集中的。

　　“加快城镇化确实有很多的投资机会，但其中的风险在哪里呢？我认为，还是要有人的集聚能力。做软件、做基础设施哪里都可以。但是，硬软件和人气之间并不平衡。你修了路，有车跑吗？修了剧场有人来看吗？我提醒投资者，你不仅仅要看(投资的)位置，也要看这个地方是否能吸引到人。我的观点就是资本不缺，但难以掌握的就是人气。”周其仁说。

　　2020年的重庆将是怎样？

　　结合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发言吸引了各方人士。

　　黄奇帆说，重庆尽管是直辖市，却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并存的西部地区，而且80%的土地都是山区。

　　“在这样一个城市上，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的要求，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考虑，要用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的三位一体战略来实施。重庆不仅要建设一个主城大城市，重庆还有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还有众多区县县城和广大农村地区、100多个中心镇。”

　　因而，未来要让重庆主城成为国内特大型城市。“现在的重庆，有600多万城市人口，500平方公里的建城区。我们目标是十年内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建城区，人口新增500多万，形成1000多万户籍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黄奇帆还表示，另一方面，要设想众多区县县城变为中等城市，大体集聚600多万人口，还有100多个根植于农村的中心镇，也集聚500多万人口。“现在是1000万城市人口，近2000万农村人口；未来会倒过来，2000万城市人口，近1000万农村人口。用大城市群带大农村，这好像一个齿轮箱的原理，大齿轮带中小齿轮。这与北京、上海的模式不同，重庆更重视中小城市群、中心镇的发展。”

　　黄奇帆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看得见、摸得着，“最难的是要防止城市化发展中城乡差别扩大，工业化发展中贫富差距拉大。而城乡统筹一体化是工业发展的核心。”他指出，重庆至少要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的公共服务、城乡要素流转以及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等五大方面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