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完成了一本对未来城市绿地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这位出生于伦敦小资产阶级家庭，受过有限正统教育，担任着再普通不过的文员工作的青年，用颇具煽动性的语言和充满想像力的示意图，批判了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并激情地描绘了未来花园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没有贫穷和偏见的理想公共生活。这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正如那个矛盾的年代一样，有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和对于人类生存的关注，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对于理性、社会改良和科学进步的狂热。霍华德所描绘的这座圆形“田园城市”，被用于农业生产的敞开的保护带层层环绕包围，从圆心发散开来的六条林荫大道将城市分割成六块大小均匀的楔形。这个被他称为“一条通向真正改良的和平道路”的结构，有效地将过往的路人和汽车限制在了中间的通道上，使绿化带成为了单纯的休闲娱乐场所。二战后，受田园城市理论影响建造的城市遍布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在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中的应用。

　　十年后的1911年，一位年轻的建筑师Charles-Edouard Jeanneret决心，要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到建筑的奇迹和现代生活的意义。在那里，他的心灵被伊斯兰清真寺的宏伟庄严一次次地震撼，也正是在那趟去往东方的旅途中，他发现了光与线条对于现在建筑的重要性，并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被隐藏起来”(Nothing should be hidden from view) 。几年后，这位年轻人成长为了现代建筑运动中备受争议的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几年后，他对光明城（The Radiant City）的构想开始渐渐成型，并首次提出了“垂直的花园城”的概念（vertical garden city）。“垂直的花园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人口密度，不断向上垒筑的高楼大厦好似要争相逃离地球一般。高密度的垂直居住空出大量的土地，让阳光穿透、空气可以自由流动，也使大片的绿色成为可能。有些花园则被搬到了楼层的缝隙和屋顶上，透过大量的玻璃使用从各个方向观赏都一览无余。坚信空间对于人类行为和感知方式的无形控制力的勒·柯布西耶，由此开始了他用现代建筑来实现道德提升的实验。

　　对于现代城市生活中自然和绿色的缺失，以及中产阶级郊区化后所带来的生活与工作的日益两极化，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都给出了一个十分显而易见的答案，那就是，使城市绿色空间最大限度上的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理论为未来全球性的生态城市运动奠定了基础。尽管两位大师的规划思想迥然不同，但不变的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现代城市规划师们的心中，都藏着的一个对于绿色田园生活的梦，隐射着城市绿地与乌托邦理想国那若即若离、又千丝万缕的关系。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今天的Stevenage Town Cent re，似乎对于未来新世界的梦总要从某处起源，即使它们注定要变得苦涩，即使它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历史和现实的束缚。

　　于是从这些故事里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空间问题的来源和最终目标都是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已经化作“理想”的城市规划，其涵盖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绝非一个简单的对技术问题的攻克和对布局变化的考虑所能概括。任何一个人造的空间里，都包含着设计师对于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和期望，和大众在不断寻找解放（liberation）和规训（discipline）的平衡点的过程中所做的斗争。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单是哪种城市公园绿地的规划模式最为合理，管理方案最切实可行，而是如何把这些著名的绿地工程置入到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要问，在它们的设计、选址、建造、使用、甚至翻新修整的过程中，究竟谁才是“公共”绿地真正的使用和拥有者，怎样的行为在绿地中被鼓励而怎样的被制约，因为这些问题是各种社会力量永恒的碰撞焦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梦想和需求。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算带有鲜明启蒙色彩的伦敦海德公园，在网格中创造感性和恬静的纽约中央公园，和点缀着后现代建筑的芝加哥千禧公园。

　　海德公园

　　公共空间与维多利亚美德的矛盾碰撞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绿地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崛起的西方大都会，却普遍面临着生存环境恶化、周期性传染病爆发、犯罪率上升、道德堕落和不断的工人阶级革命等多重问题。在英国，城市绿地运动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1835年，英国开始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萧条期。圈地运动后，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想要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工厂中觅得一个职位，然而失业和食品价格上涨使得他们的生活越发艰辛。而对于自然和新鲜空气的美好回忆还未淡化，使得他们日益渴望绿草树木，和一个如田园一般能供人自由走动的空间。1938年，伦敦民主联盟（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一经成立便宣称,其首要目标是接管并建造伦敦市内包括维多利亚公园在内的几处公共绿色空间。这个提案得到了来自伦敦最底层无产阶级民众的广泛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象征着卫生（hygiene）、得体（respectability）、有序(order)、和人道主义精神（humanitarianism)等新兴资产阶级理念的城市绿地，却是在伦敦工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成型的。面对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对于自然的渴望，英国皇室迫于压力将伦敦西区的大量皇家园林永久性开放。出入绿地从此不再被认为是来自英国皇室的恩赐，或是举办大型国家庆典时的特例。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和绿地，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力量对于土地使用权的争夺，也具体化了伦敦市民和城市管理精英们之间微妙的关系。这其中，曾经作为皇家狩猎场的海德公园便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

　　一方面，社会精英们试图将自己的文化行为准则强加于工人阶级之上，在此过程中，一些不够“文明”的人被剥夺了合法使用公园的权利。事实上，出于对下层社会“野蛮的工人们”的道德恐惧，1890年前的海德公园是明令禁止对工人和穷人开放的。逐渐的，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歧视被另外一种更加成熟老练的管理方法所取代。于是在对公园的使用中，得体的衣着和文明的举止与好市民标准挂上了钩。十九世纪末，在由维多利亚女王推动的“理性休闲”(rational recreation)和“社会纯净”（social purity）运动中，中产阶级式的娱乐方式——如体育锻炼、家庭野餐和休闲放松等——得到了大力推崇。酒、性交易、赌博行为和脏话被立法禁止在公园内出现。对于空间的管理由针对某个阶级演变为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标志着阶级和性别的歧视在公园中被正式合理化。另一方面，海德公园还是被伦敦人用自己的方式使用着。他们在自发的集会和公共演说中表达观点，谈论政治（特别在市政府选举时期），构建着一个也许并不怎么完美，但又妙趣横生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而海德公园为这些活动提供了载体，公园中的小路交汇的中心可供人群聚集，著名的“演说角”曾经为包括思想家马克思、列宁，左翼作家乔治·欧威尔，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导者威廉·莫里斯搭起了舞台，启蒙运动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公共的绿色空间里得到发扬。此外，政府禁令和规则的不断出台，表现了当权者对“失控”的恐惧，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公共活动的活力和影响。

　　中央公园

　　城市绿地与中产阶级化

　　十九世纪中，公园的概念开始风靡北美大陆。这一概念的激情倡导者，是一位出身于美国农村的景观设计大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他对自然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和对绿地能够治疗城市恶疾的信念，驱使奥姆斯特德在一生中承接了大约500余个绿化项目，其中包括遍布在美国各大城市的100多个公园和娱乐场。

　　纽约的中央公园是奥姆斯特德与合伙人沃克（Calvert Vaux）共同设计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对他来讲，纽约那网格状的街道的布局，不仅困乏单调，还十分缺乏美感。与城市高速运转的生活和拥挤肮脏的街道不同，中央公园代表了一个令人精神得到愉悦放松的自然天地。对奥姆斯特德来说，只有在田园牧歌似的草地、风景如画的灌木丛、高低起伏的小山丘和平静如水的湖面的环绕中，沉思和道德提升才能成为可能。据资料记载，一位上流社会的改良派曾观察到，“粗鲁吵闹的人们（rude, noisy fellow）”在进入公园后，就变得“轻声细语、温和、友善起来（hushed,moderate and careful）”。因此不难看出，中央公园的出现，与英国公园运动有着相似的出发点。也正因为这种公共绿地与国民素质之间的所谓的对等关系，合法化了中央公园在建设中所动用的大量财政拨款。这个工程合并了奥姆斯特德的理想和纽约地方政客的支持。然而，尽管早在1871年，中央公园就吸引了每天三万多人次的观光客，公园过于偏向曼哈顿上城的地理位置，离当时纽约人口的中心地带仍有一段距离，绝大多数的纽约市民只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偶尔参观一下公园的景色，在其余的时间里，中央公园也只能为那些更加富裕一些的中产阶级服务罢了。

　　那么纽约中央公园与伦敦海德公园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代表了十八、十九世纪民主和启蒙思想的海德公园，用演说角等方式鼓励游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初声名鹤立的中央公园，其设计则强调了个人冥想对道德提升的重要性。就像奥姆斯特德所设想的那样，公园绿地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带给游人美的享受和平静的沉思，这种沉思是个人的，也是内心的。纽约中央公园的规划很好地释义了这一理念，园内曲径幽深的林荫小路引导游客通向四面八方，既增加了私密空间，也将人群驱散开来。即使在人流最多的地方——购物中心和喷水池，语言交流也被更为一种更加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取代，视觉美感主导了公园体验。

　　可是无论如何，中央公园仍旧给生活繁重的纽约市民们带来了一抹绿色，340公顷的宏大面积使它与自由女神、帝国大厦一同成为城市不可错过的标志性旅游景点。或许从它那不设围墙、可由四面八方随意穿行的包容和大气中，游客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

　　千禧公园

　　公与私的碰撞

　　如果说伦敦海德公园折射着十九世纪的理性光芒和维多利亚美德，二十世纪初的纽约中央公园反映出城市高度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化后，寻找的一份宁静和隐秘的话，那么坐落于芝加哥密歇根湖畔的千禧公园无疑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该公园被誉为自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后，芝加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工程。重建后的千禧公园，得到了规划师、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的一致赞许，并获得多个世界设计大奖，不可不谓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不仅为城市带来旅游业的繁荣、地产的快速升值和巨大的税收财政收入，更难得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当下颇为流行的绿色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性框架下完成的。

　　与公共绿地由政府投资管理的运作模式不同的是，千禧公园创造性地采用了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融资方式，总共耗资4.75亿美金，其中2.7亿来自政府拨款，其余的资金则得到了包括波音公司、箭牌、英国石油、美国第一银行等私人企业财团的慷慨赞助，以换取对公园内建造物的命名权。因此，千禧公园的支持者们宣称，此项工程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用私人的钱实现了大众的梦想”（private money,public dream）。就好像公园内两座相对而建的艺术品“皇冠喷泉”一样，交替播放着代表芝加哥的1000个市民的不同笑脸，各种肤色，各个年龄，不同性别，似乎在向游客们诉说这个多元文化城市的平等和民主。

　　这是一句听上去多么有感染力的社会主义口号，然而公园果真给芝加哥人带来了更加平等民主的公共环境吗？事实上，千禧公园乃至整个芝加哥市翻新的背后，站着一位民主党明星政客--市长理查德·戴利。早在1989年，备受少数裔中产阶级拥护的戴利就曾发誓，要将芝加哥变成“美国的绿色城市”。在后来十多年的改造中，芝加哥掀起了一阵绿色浪潮。然而到了2002年12月，当千禧公园的建设者们宣布将超出预算整整2.5亿美元的时候，同一时间进行的芝市市长选举统计显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投票率达到了历史新低。在这座号称“用私人的钱实现大众的梦想”的城市里，为什么穷人的政治声音竟然从芝加哥消失了？更加受到争议的是，在2005年和2006年，千禧公园都曾以举办企业活动为由将整个公园对外关闭一天。丰田汽车和好事达分别出资80万和70万美金买断公园当天的场馆使用权。公共绿地使用权的可买卖性，似乎越来越远地违背了公园存在的初衷，再一次引发了“谁才是公园真正的主人”的争论。千禧公园里那些昂贵而滑稽的公共艺术品，除去满足了艺术家们的自我实现外，究竟有多少费解的格格不入，又有多少介入到了市民的公共空间中去？

　　从千禧公园的例子里我们还看到，在这个梦想的背后，旅游业、地产业和相关的酒店、餐馆、商场、娱乐等商业活动的繁荣，势必要求对城市土地的不断征用。这一切成为了迁走工人家庭和贫困人口的最好依据。当芝加哥市正经历着巨大的低收入人群租房危机的时候，因为千禧公园而迅速复苏起来的城市街区，正大张旗鼓地建造着一幢幢高耸入云的私人公寓。此外，巨大的资金投入耗尽了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学校场馆建设，高青年犯罪率成为芝加哥目前头痛的问题。

　　于是问题的本质似乎回到了文章的开头。究竟什么才是大众的梦想，是在城市花园上空延伸的绿色林带，宽敞明亮的“购物天堂”，由城中穿流而过的碧绿河水，亦或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熟悉的家？为了实现这些梦想，我们又曾经和正在付出着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