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着非同寻常的圆明园情结。它的形成，已有五十多个春秋了。这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缘分。青年时代，我在北大生活了八年。由于圆明园与北大仅一墙之隔，她成了我经常光顾的“近水楼台”：那时爱好歌咏，常常在清晨跑着步来到这里，来到这空旷而寂寞的田野，扯开喉咙“吊嗓门”，一声一声的重复，好像要把这片沉睡的大地唤醒，有时好像还能听到西洋楼残躯返回的隐隐回声。每有外校的中学老同学来访，陪他们围着未名湖走一圈后，一般都要领他们来这里转转，半是吊古，半是闲逛。通常都去园的东部，在水稻田的田埂上穿行，一不小心，会踩进水里，弄得啼笑皆非。每次走进西洋楼废墟，总要在那里坐一坐，看着那满地乱石，仿佛阅读一部宏大的史书，眼前浮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图像：忙碌的匠师们描图挥尺，精雕细刻；兴致勃勃的帝王们在前呼后拥中闲步；兴高采烈的侵略军手持火把满园奔跑……当我再睁开眼睛，周围的荒地变成了巨大的碑石，而眼前这些乱石则成了碑上铮铮的墓志铭。

　　离开学校后，去圆明园的机会就很少了。但随着关于圆明园保留遗址还是重建或部分复建的争论日益升温，为了起草反对重建、复建的政协提案，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前前后后又去了十来次，看得比较仔细的有四次，其中两次还去了尚未开放的西区。第一次置身于西区感到特别震撼：它的僻静、苍凉，与热闹的东区形成鲜明对照。只见满园是葱茏的树林和杂乱的荒草。其间浅浅的沟渠和起伏的丘峦依稀可辨。不时还可以看到些大块的石材、石雕以及渠岸的砌石，甚至还看到了一座塌废的庭院，从它厚重的墙壁和坚固的基脚，依然可以看出当年强健的体格……这件件有序或无序的遗存，成了历史定格在这片土地上的“雕塑”，时时向我们传递极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陪我来的两位年轻人中的一位说：“叶先生你看，这么大片的荒地闲着，多可惜啊！请支持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建一座‘东方大学’！”我回答说：“你看到的是‘荒地’，而我看到的是文物。你的‘东方大学’是有价的，而文物，特别是像圆明园遗址这样的文物，她承载着一大段民族苦难的沉重记忆，她是无价的。”

　　专家陪同的有两次。一次是五年前“两会”前夕，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宗天亮先生陪我看了含经堂的遗址以后，又陪我来到西区的九洲清晏废墟。那里的“坦坦荡荡”御园正在清理，已经展现出原来的水池和桥涵的基本轮廓及其艺术格局，这使我非常惊喜和兴奋，想不到圆明园这大片“荒地”下，还掩埋着如此壮观和丰富的石构建筑的遗存！此前人们为复建含经堂而开挖它的遗址时，也发现过类似情况。这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也可以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保护圆明园遗址的首要任务绝不是复建，哪怕“部分”复建，而是调查、研究和发掘，让她的遗存或废墟充分展现出来！

　　第二次就在去年的二月下旬，陪我前往的是已经离退多年的原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杨振铎先生，还有当年与他共事的纪书记，以及我的老校友、文物专家朱祖希先生。杨先生凭他在圆明园二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对园内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兴致勃勃地陪我们去了好些以前我从未去过，或去过却未引起注意的地方，考察了三园内（开放部分）一些最精彩的遗存和景点以及部分山形水系。我获得的最新鲜印象是，圆明园废墟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除西洋楼外“荡然无存”，虽然她历经“木劫”、“石劫”（据杨先生目击：仅“文革”中被农民运去“修水利”“办民防”的即达580车之多），依然留有为数不少的石材、石雕，有的石堆废墟仍然保持着建筑造型的基本轮廓，具有观赏性和震撼力。如“谐奇趣”背面的基墙，全是大块的石头从渠底往上砌，至少有十来米高，夹缝中长出许多粗细不一的杂树，倍添废墟的沧桑感。泽兰堂附近的昔日有喷泉的假山，其“身材”的模样也依然可辨。离它不远是“狮子林”的废墟，当年是一座仿苏州的园林，据说比它的仿建对象规模大得多，现在则成了一个乱石堆。但其中惊现两块完整的石雕，都有乾隆皇帝的御笔，其一是“狮子林”三个字，显然是当年悬在这座园林门楣上的匾额。可是这样宝贵的文物，却让它混杂在乱石堆里！有艺术和文物价值的石雕最集中处无疑是西洋楼废墟；除此以外，五孔桥侧的线法桥的石壁，也是十分精致的艺术品。

　　这次考察获得的另一收获是加深了对圆明园遗址的整体艺术感的认识。以前为了反对重建和复建，较多注重对建筑遗址的关注。其实圆明园作为一个园林艺术品，她是由建筑、园艺、山形和水系四部分构成的，可以说，整个5200亩都没有艺术“虚笔”，是一个完整的“平面浮雕”。现在建筑部分基本不存在了，但山形水系和园林格局的脉络基本看得出来，少数模糊处稍加梳理即可。当然如果地下有遗存，应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进行发掘。看到这些，进一步加强了我对整体保护5200亩废墟的诉求——非但建筑遗址上不得重建、复建，其他地方也不应该出现大型建筑。较大的功能性用房要么引入地下，要么建在园墙之外（据说墙外还有三千多亩是属于圆明园的）。

　　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说圆明园并没有什么原创性：她的园林是南方移来的，西洋楼是外国搬来的……但据我初步的、粗略的考察，觉得不能说她是中外园林和建筑模式的简单拼接或杂凑，她是在精密的整体艺术构思中运用某些异地的建筑元素和符号，而不是原件的照抄或复制，比如刚才提到的狮子林。总的说，她把南方的小家璧玉，改造为北方的“大家闺秀”，再饰以皇家的华彩。又如福海，它既不像武汉的东湖、杭州的西湖和无锡的太湖等天然湖泊那样浩荡，也不像苏州园林那般小巧，它是皇家园林中特有的、象征更大水面的“海”。皇帝是一国之君，他想在他的“庭院”里见到各地的园林精华，亦在情理之中。再说西洋楼，作为巴罗克风格的石构建筑，在“西洋”固然屡见不鲜，而且也算不得上乘之作，但作为一个由几个不同单元构成的建筑组合体，也别具一格，在欧洲很难找到它的摹本。而且它自知是个“外来户”，知趣地“靠边”站着，地盘仅占全园面积的2%，对全园只起点缀作用，而构不成对中式主体园林的“夺景”。在园林中适当地点缀一些异国风情，这在欧洲是普遍现象。例如在德国慕尼黑的英式公园里，就散落着中国木塔、希腊古亭和日本茶亭；在波茨坦的逍遥园里，也有中国茶亭、法国景亭等等。圆明园引进一组“西洋楼”，显然是一个可取的创意。

　　圆明园山形水系的妙处，也是这次才获得初步的领略，而据传是雍正皇帝“炼丹”的场所——“别有洞天”，更让我赞叹不已。它位于“群山”之中，三条小径蜿蜒曲折，使这个百十来平米的“洞天”更成了难觅的小天地。但它离宽阔的福海不过咫尺之遥，皇帝炼丹炼累了，去湖边走走，方便不过。要是读书人能有这么一块弹丸之地，该是无上的幸福了。圆明园群山起伏，沟渠纵横，湖池星罗棋布。山与水的关系，都是经过匠心营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着墨，只要细细去品味，都能品出它的“味儿”来。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理论强调园林与环境的关系，所谓“得景随形”，“巧于因借”。圆明园这座集皇家园林之大成的建筑，在环境的选择上显然是极为讲究的。我去的那天恰逢晴空万里，上午站在绮春园天宝坞的桥上向西眺望，青黛色的西山的秀美历历在目，让我久久舍不得离开。下午从福海南岸向北远望，宽阔视野中的燕山山脉与圆明园群山构成三个层次，由低向高、向远层层递进，色调由深而淡，更是妙不可言。如果说圆明园在别处或许也可“复制”，那她与周围环境的这种独具的绝妙关系，绝无复制之可能！